陈有西：根本扭转经济刑法指导思想(6)

　　还有一个计划经济管理的税收刑法问题，税收方面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没有死刑的。朱镕基总理搞税改，实行增值税票和出口退税，出现了大量骗税，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税制刑法的死刑。税收犯罪里实际上涉及到地税、国税和企业和个人权益分割问题。走私犯罪也涉及到地方和中央财政税收的问题。走私犯罪里面，赖昌星的案子，实际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的，海关自己查税自己鉴定，用惩罚性关税标准进行逃税额核定，澳大利亚并毛的正常关税标准明明是3%的，赖昌星案子里面把他核税核到24%。有的厦门公司本来偷税漏税就是几百万的，一搞就到几千万，就判到无期以上了，这样的案子我都辩护过。因此税制刑法也有很多问题，也需要重构。

　　《中国民商》：还有哪些亟待松绑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罪名？

　　陈有西：还有企业经营自主权里的犯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虚假出资罪、公司法里面的犯罪，投资权、销售权、股权之争，很多是私营老板之间，内部就是一个民事纠纷能解决的，大家能和解的，我们没有必要用国家的公权，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判重刑。有的到最后，愿意双方来和解，损失几个亿就算了。这些某种程度上是私权利能够协调，民法、行政法的手段能解决的，要不一定要关到牢里面去。这是经营自主权里面的犯罪，好多罪名是可以合并可以减少的。还有分配理论相关的罪名里面，非劳动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投资获利，信息获利，民间金融里面的一些孳息获利，都要进行梳理。现在集资诈骗罪判死刑很多，吴英被判了死缓，曾成杰就被判了死刑，安徽兴邦公司吴尚澧，安徽两级法院判的也是死刑，我在最高法院辩护，采纳我们意见，现在是发回重审审理中。金融问题，很多都是跟我们分配理论、金融管理相关的，这里面刑法的修改，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民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法制结构，这里面也涉及到根本司法改革的内容，具体的步骤如何展开？

　　陈有西：我们发展市场经济，除了我们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我们社会结构组织的理论进步，还有现在非常不被重视的，就司法改革理论研究这一块。刑法理论，追溯到我们《共产党宣言》，当时消灭私有制这样一种号召，倒底对不对。如果这样子考虑起来，那思想就要解放。要有一种科学发展的观念，实事求是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念，普世价值的观念，宪政的思维。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标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启动我们的司法改革，到立法和执法同步捆绑起来进行改革。一些法律原理，企业家的声音，能不能够上升到立法层面，让高层能够知道，这很重要。因为司法改革，也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现那么多的案例，有各种正面反面的教训和思考，很多的教训。还有人民的启蒙，现在我们愤青很多，仇官仇富仇名人这种现象很严重。要能够让人民知道，法治理性管理国家的重要性。回到这个起点，经济和法律、法律和政治、政治和经济能够捆绑在一起进行设计，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责任编辑：韩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