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受害者，为何“不知道不愿用不敢用”此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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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孝权：在反家暴法实施一周年时，最高法只公布了签发数量，全国各级法院发了680余份保护令。去年有进步，不仅公布了签发数量，还公布了申请数量，两者对比得出签发率约63%，还不算很高。 此外，看保护令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公布两个数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履行率，这是施暴人没再二次施暴的情况；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有多少施暴人受到法律惩处，受到何种惩处。 这四个数据全部统一公布，才能反映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有效预防和制止家暴的实际效果，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能探索改进方向。 万飞：有的受害人报警后，警察口头处置一下，受害人证明不了是谁打的。所以警察在前期要书面处置，让受害人拿到证据。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地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理解不同，有的宽有的严，有些地方让受害人证明被殴打了，有些地方不认同威胁，还有的地方必须要起诉离婚才签发，这是很片面的理解。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提交哪些申请材料，还需要全国统一的标准和细则。 吕孝权：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审查，应该是形式审查，只需初步证明受害人遭遇家暴或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但有的地方将形式审查变为实质审查，人为提高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门槛。 因为人身安全保护令阻止的家暴跟离婚诉讼中的家暴，性质和意义不同。前者的行为认定是为了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措施，而离婚诉讼中家暴的行为认定，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问题，比如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财产分割等，所以应该采取证据的实质审查。 不能完全依赖保护令 主持人：有业内人士表示，司法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面临“执行难”问题。如何避免保护令沦为“一纸空文”？ 李明：目前我们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没有施暴人违反的，他们还是敬畏法律，担心违反了要受到处罚。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度加重，可以治安处罚；达到犯罪标准的，有刑法来惩罚。 刘敏：施暴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身，并没有直接防止申请人再受伤害的作用，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家暴，更多是以法律责任的承担来震慑施暴人，使其不敢实施家暴。 吕孝权：最高法公布的十个典型案例里，有两个是关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见履行率并非百分之百。需要研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际执行和惩罚效果，思考未来的改进方向。 万飞：受害人不能完全依赖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可能有警察和法官24小时贴身保护，个人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执行的关键是法律震慑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现实中公安机关来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更有效果。 刘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机构，相比社区、妇联甚至法院来说，其行政强制措施在制止家暴上更及时、有力度，群众也更认同。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一直是落实反家暴法的难点，这是由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特点、家事纠纷的私密性以及“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等客观因素决定的。 李明：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尴尬的问题。反家暴法规定，法院下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并由法院执行。但我们法官的执行力跟警察不一样，受害人再遭遇家暴时，可能临时联系不到我们。而且法官是中立的，跟警察处警相比，我们去处理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吕孝权：在反家暴法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欧美以及我国港澳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首要是警察队伍。但是我们的执行主体是签发机关——法院，公安机关、村委会或居委会承担协助执行的义务。同时，法律又没有明确，协助执行义务是什么，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很难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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