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公正高效司法的“中国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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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用“完善”二字？回溯新中国刑事法治进程，坦白从宽政策不可绕过。 坦白从宽是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重要刑事政策。在实体法中，我国刑法相应规定了自首从宽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从实体法角度规定了坦白从宽。在程序法中，刑事诉讼法针对认罪案件规定了简易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程序。这些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已被广泛接受。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被确立为重要原则，并在诉讼程序和操作规范中作相应规定，形成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激励和程序保障，从程序法角度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指出，从制度定位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发展。四川大学教授龙宗智认为，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从宽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后果的明晰和前置，将辩诉协商规范化、法制化，是将公正落到实处的手段。 适应刑事司法规律发展的新成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是刑事司法规律的发展使然。 如果对中国刑事法治作一次纵向梳理，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从刑事诉讼法的产生到历次修改，都充分体现了保障权利的因素。随着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权利和参与程度的不断扩大，以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为共同价值目标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稳步推进，在诉讼中加强控辩审之间的协商与合作，逐渐成为刑事诉讼模式优化发展的客观需求。 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坐标。 对此，樊崇义教授的论断更为精辟：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法典，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类型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转型是由司法规律决定的，其科学性、正当性、合理性是由历史发展的应然性、必然性形成的。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司法的期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更是对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司法工作新需求、新期待的因应。 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什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 当前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发展和治理难题：我国正处于社会利益深刻调整期、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和公平等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需求，这也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领域犯罪及网络犯罪呈现新的特点，新型犯罪案件不断增多，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压力增大。 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总量在高位徘徊，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以上。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案件因事实清楚、情节轻微，不存在激烈的控辩对抗。如果都按成本较高的普通程序审理，既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可是，一方面是司法任务繁重，一方面是司法资源有限，难题如何解决？公正高效司法，如何实现？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各国都通过诉讼程序的分类，对不同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实行“繁案精审、简案快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我国借鉴国际惯例、适应中国实际设计出来的“中国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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