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毒师”张正波案二审开庭 “4号”是否是毒品?(4)
在此之前,武汉凯门的包裹有过几次被国外海关查扣的经历。冯静的应对方式是,向国外海关出具产品虚假品名的情况说明,如果海关仍不放行,再为客户补发。 但这次不同,包裹是被国内海关扣的,很有可能会找上门来。冯静慌了神,连忙给张正波和杨朝晖打电话。 接到冯静电话时,张正波和杨朝晖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化工涂料展,听说包裹被查后,俩人也慌了,开始商量解决办法。他们发现,网上有很多销售“4号”的广告,可以向海关谎称产品都是在网上买的,“这样责任会小一些”,杨朝晖说。 张正波虽然负责产品的合法性审查,但他说,他只查新产品的合法性,对旧产品并不关心。张正波在二审法庭上坚称,他在2014年6月底7月初才从冯静处得知“4号”违禁。 但公司有员工称,张正波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就知道“4号”被禁,对如何处理“4号”,他没有给出明确指示。 在“4号”被海关截获后,张正波便回武汉清查其他旧产品。张正波发现,除“4号”外,“5号”、“13号”、“25号”和“29号”都在2014年起实行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上。公司决定停产停售,把已经生产的“4号”打包封存在仓库的木柜子里。 那段时间,公司里的人每天都担惊受怕,不知道海关来了该怎么交代。杨朝晖想出一个办法,去路边买一张临时电话卡,让货代公司把这个号码给海关,再把电话卡扔掉,海关就没法找到他们了。 研发“4号代” 等了许多天,海关没来。杨朝晖觉得“安全了”,继续接其他订单,为了“维护公司信誉”,他让冯静把欠下的“4号”补发给国外客户。冯静又向客户寄了4千克“4号”。 2015年过年期间,张正波和杨朝晖等人在一起吃年饭,饭桌上,张正波提出要销毁“4号”,杨朝晖拒绝。杨朝晖还是想把之前订单都完成。“他觉得划不来,还以鸦片战争举例,说以前外国卖给我们鸦片,我们现在也可以反过来”,张正波向海关供述。 杨朝晖的固执让冯静越来越害怕,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张正波知道冯静要辞职后,下定决心要销毁“4号”。 2015年3月的某一天,张正波找到公司一员工,让他把“4号”处理了。该员工把封存的“4号”从木柜子里拿出来,倒进了一个套有蛇皮袋的固废桶里。过了几天,这个蛇皮袋被当作固体废物运走了。 销毁“4号”后的3月21日,张正波发短信劝杨朝晖:“以后不要接‘4号’的单了,他们都不愿意发了,像‘5号’也少接,我们可以多花点力气在新品上。”杨朝晖回道:“我只是想把产品卖掉,否则浪费了。”张正波又劝,“浪费算了,要有什么事情不划算。”杨朝晖回了一句“好的”。 但“4号”是公司的主要产品,“‘4号’被销毁以后,公司的生意变得很少,连运营都很难维持”,杨朝晖说。 此时,有客户建议,可以在做“4号”的最后一步时,用乙氨基来代替甲胺基,做出来的产品叫3,4-亚甲二氧基乙卡西酮。虽然它的效果不如“4号”好,但功能与“4号”类似,且在中国不被管制。张正波安排公司的技术人员立马开发这个产品,将其命名为“4号代”。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4号代”只做了5千克,海关就找过来了。 经武汉海关调查,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案发,在武汉凯门生产、销售的化学物质中,“4号”、“5号”、“13号”等8种化合物均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共计生产253.313千克,销售237.204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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