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高校信息公开: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范心态(2)
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范心态 这个新生的制度激发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2017年前后,与熊丙奇同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的副研究员喻恺,一度向397所高校递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学校年度受捐赠财产的来源、金额以及支出情况。 这是一项同时列入《办法》和《清单》的内容,理论上高校应当主动公开,但陆陆续续收到的答复让喻恺和他的学生感到意外。 喻恺在一篇论文里透露,397所高校当中,仅有101所给予了答复,其中同意公开的有96所,若再去掉未按《办法》要求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的高校,则只剩下92所。严格意义上,这次实验得到的公开率大约是23.2%。 社科院法学所遇到的情况稍好一些。2015年,他们申请公开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校领导社会兼职情况,这同样是《清单》中应主动公开的内容。不过,179所高校里也只有将近一半予以答复。 吕艳滨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年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之后,有的地址无法寄达,有的寄到却无人查收,有的学校收了之后追问“你为什么要申请公开这个”,很多学校索性不答复,或答复了但回答得不理想。 喻恺的经历也类似。他撰文批评部分高校“过度收集申请人信息”,比如,黑龙江某高校要求他们出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身份的证明,北京某高校的要求更多,包括告知研究的项目(课题)名称、编号、级别、批准单位及项目(课题)负责人等,而且还须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 另一些高校的处理同样不规范,比较典型的是,山东某高校仅回电进行了口头答复,广东某学院要求喻恺团队来现场办理,而厦门某学院拒绝公开信息,理由为“无意参与研究”,并未意识到信息公开是一项义务。 事实上,397所并非喻恺团队全部的调研样本。他们调研高校的数量是1219所,但在相关网站中提供了申请信息途径的仅397所。其余822所高校中,有627所未设立依申请公开栏目,195所虽设立了但链接无法访问。 这些原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却屡请不出,熊丙奇分析称,原因之一在于部分高校带有“防范意识”。他认为,既然这些信息已是按规定必须面向所有人公开的信息,那就应该推定“没有任何申请人是别有用心的”,“申请是他的权利”,不该再纠结于申请人是谁、有何目的。 “申请公开本身就很正常,但如果追问‘你想拿这个来干吗’‘想拿来做文章吗’,这不就异化了吗?大学出现了学术不端,你去申请信息公开,学校问‘你是不是对我们学校有意见’,一旦问你的动机,这同样也异化了。”熊丙奇说,这暴露了一些高校没有保障师生、社会公众充分的批评权利。 申请背后的“私下沟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在申请受理之后,不少高校会提前分析和研判信息公开之后的影响,当出现敏感或负面事件的申请时此情况尤甚。一些教师还曾尝试在受理前后与申请人接触,但效果不一。 一名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申请过学校某次“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的信息公开,包括处理时的会议记录、政府部门的通报等。这无疑触动了学校敏感的神经,事后,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找他谈话了。 “老师问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选择,是什么样的考虑,我说了我的想法,他也谈了他的看法,说学校可能会有什么顾虑。他还记了我对学校工作的建议。”这名学生回忆,谈话是在一个相对轻松的场合,教师没反复纠缠,最终,公开申请也没被要求撤回。 另一些大学生的境遇则很糟糕,有的教师与其长时间谈心到凌晨两点,有的则“邀请”家长到校商讨。这些做法迅速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或将给学生无形中施压,暗示其应取消申请,一些长时间谈心还有变相限制人身自由之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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