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4)
“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10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农灌、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3.8亿元。 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3层外墙上,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2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2016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3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1江32条河的水能资源,陆续建起20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认。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工,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如今,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即使不干了,还有一堆善后的事务要处理,后续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项目停建后,占用的672亩土地要复垦给农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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