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为何成为＂公害＂?真正问题在学校教育(2)

2018-04-10 20:53来源：新华社浏览：次手机版

　　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要说什么遵循教育规律,连良心都没有了。这些培训机构的背后,是某些上市公司在资本的推动下有极强的趋利动机。
　　从世界各国看,对培训机构的管理整顿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韩国对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进行详细规定和限制,规定“一对一”1小时最多不能超过多少钱。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比较细的管理,上海、成都的管理措施对培训时间有了要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管理需要细化、提升。
　　赵琬微:
　　课外培训增加学校压力,绑架了学校教育,许多老师也很无奈。有的老师说,因为许多孩子超前学习,自己不得不重新备课或者分层教学,加大了工作量。
　　杨东平:
　　公办学校校长讲得最多的是“我们减负,家长加负担”。可是,学校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我们调查发现,70%的学业负担来自校内。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我们发现很多公办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数据是惊人的。
　　调查显示,公司、机构举办的辅导班只占学生所上辅导班的20%左右,而公办学校老师小范围的办班大量存在。他们并不是去培训机构兼职,而是自己在家里补课。
　　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恶化了师生关系。一些老师在外面补课工作量很大,课堂上敷衍了事,吸引学生参加补课。
　　政府反复强调不能有偿补课,但是实际监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听说过有学校因为私下补课而开除老师的吗?
　　因此,整个教育生态应该下大力气去治理,不仅仅只是培训机构、教学方法的问题。
　　要坚持义务教育的价值,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学,才能正本清源,重新引导价值的认同,真正攻克学业负担这一顽症。
　　3
　　“源头”还在学校
　　赵琬微:
　　我一位中年朋友听说“华罗庚杯”停赛,感慨“华罗庚杯”曾是他爱上数学的桥梁,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
　　听说最近在新一轮治理课外培训机构的举措中停赛了,他百感交集,不知道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
　　杨东平:
　　“华罗庚杯”从鼓励孩子学习的初衷,变成“令人痛恨”的学业负担,是有一个转折点的,这个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教育生态改变的标志。
　　这个时间点是1998年,当时北京一所高校附中举行小学奥数比赛。
　　此前奥数是一个面向少数儿童的学科竞赛,这个学校办班则是从全北京小学生中筛选,通过一轮轮筛选的学生,可以进入该校初中。这个名校就是通过这个班,获得了“第一桶金”。
　　当时推行义务教育法,各个学校都不能通过筛选招生了,只有这个学校还在大范围地筛选学生。
　　所以,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奇迹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随后,多所中学都开始办比赛招生,逐渐蔓延到其他学校。长达20年左右的残酷竞争蔓延开来。
　　这些年,关于各种竞赛都反反复复地禁止,但是很难真正地杜绝。
　　赵琬微:
　　禁而不止,这也说明了教育部门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的教育问题并不是教育部门能一力承担的。
　　这次四部门联手,对于破解以往治理机制上的弊端有一定突破作用,比如工商等部门可以更好地管住培训机构,和学校联手治理了。
　　杨东平:
　　不是这样简单的。四个部门联手,也只能管培训机构。
　　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在教育领域快速聚集,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校外培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其中有名校利益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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