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均约30万器官移植需求 专家建议脑死亡立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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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已经连续两年提交推动脑死亡立法的建议、议案。然而,相关部门回称,目前我国没有实施该法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近年来每年数千例器官捐献者中大部分病人家属都认可了脑死亡,陈静瑜认为,“这就是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已有80多个,其中日本、美国、西班牙、英国、德国较为典型。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脑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被采纳。 为脑死亡立法不只关乎器官移植,还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如我国刑法许多条款都涉及死亡与重伤的问题,并明确规定了对故意及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定罪和量刑,但是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是否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如果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能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纠纷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 不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 人体器官属于稀缺资源,更是等待移植病人的无价之宝。去年北京一位老人捐献遗体事件中,一开始持反对意见的女儿担心的是器官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这一点也是很多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的顾虑。 “器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出来的,是老百姓捐出来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及机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说,任何捐献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器官捐献中,如果讲不清这个问题,那就失去了社会的信任。 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曾这样说,我们帮人,不论他是富的还是贫的,只要他需要,轮到他就可以用。说他穷他没钱,他就不能用,有钱的就可以用,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目前,在国际上伦理学的研究非常清晰,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也就是说,在捐献者捐赠器官之前,器官是属于捐献者的;接受者接受器官移植以后,器官是属于接受者的;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则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可移植器官的分配应该比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严肃、科学,更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全体中国公民都是器官捐献的一个潜在群体,但是如果只有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才能接受器官移植服务,捐献的群体和接受的群体就会有差别。捐献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状态会低于接受群体,就会被解读为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伦理法律都不可以接受的。”王海波说。 那么,面对目前登记在案的数万名等待者,如何分配那些稀缺的器官资源呢? 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COTRS系统)系统实施器官分配。经过一套严密的评分系统测算,每一名在COTRS系统里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生成一个分数,而一旦发生器官捐献案例,经过区域优先原则筛选后,这个分数的排序将成为器官分配顺序的最重要依据。 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让年均30万人的器官移植等待者人人都能拥有移植的机会,而不是因为高达几十万元的器官移植费用而无奈等死? 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40%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但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纳入医保。 近两年,陈静瑜、黄洁夫等在全国两会上不断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当中,他们选择从肾移植纳入医保开始,一步步达到器官移植医保的全覆盖,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因为器官捐献和移植必将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 (《方圆》记者 沈寅飞) （责任编辑：韩佳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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