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均约30万器官移植需求 专家建议脑死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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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渐冻症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博士娄滔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议已经签好了,她目前正在接受医院的器官感染治疗。娄滔的意愿是将头部捐献给运动医学机构做研究,其他可用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长时间以来我们家庭受到社会的帮助与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要这样做。”10月16日,娄滔的父亲娄功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6年1月,娄滔被查出渐冻症之后,一年多来,疾病逐渐侵蚀她的运动神经,如今,娄滔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 2016年下半年,娄滔将自己希望捐献器官的想法告诉父亲娄功余和母亲汪艳梅时,父母非常不理解。娄滔一家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人,土家族一直以来都有全尸土葬的传统习俗,听说娄滔想去世后把头部捐献出去,汪艳梅哭了好几天。近一年来,经过娄滔的反复劝说,娄功余和汪艳梅逐渐接受了器官捐献这件事。上个月,娄功余夫妇和另外两名亲戚还达成了一致意见:与娄滔一样,去世后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随时可以签协议。 器官捐献,曾是一个令人讳莫如深的名词,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不愿意谈论器官捐献。而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可以换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将重获新生。 过去十几年,从年均寥寥无几的自愿遗体捐献数量到现在高达四五千例一万多个器官捐献的数量,从一度停滞的器官移植困境到现在每年一万余例移植手术,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正悄然从备受诟病到有序发展,走向机制化、法治化。 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与春天 十几年过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依然记得在他做国内第一例肺移植治疗肺气肿手术之前面对的谣言,当时就有人传言移植到人体的肺来自于猪,所以大家觉得做肺移植肯定不能成功。而且在此之前,我国的肺移植工作已经停滞了近5年,从1994年1月至1998年1月,我国只做了不到20例肺移植,其中只有2例肺移植病人术后长期生存,余下病人均在术后短期内死亡,肺移植九死一生的黑色阴影一直笼罩着国人。 陈静瑜执刀的第一例手术成功了,后面又完成了上百例,而且移植受者的成活率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各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数量也不断发展,这让国人渐渐打消了对器官移植的顾虑,但却没能得到世界移植界的肯定。 2005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下决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伦理的器官移植体系。政府也高度重视器官捐献移植工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推动器官捐献移植依法规范开展。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2009年,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严格限制“移植旅游”。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入刑”。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 2014年12月,中国宣布将停止死刑犯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黄洁夫回应,“是春天到了。” 随后的2015年,中国器官捐献的事实证实了黄洁夫的话。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从2014年的1500例增长到2766例。中国的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认可。这一年,被誉为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 打破程序和观念的障碍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2016年公民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今年我们预计器官捐献会超过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会达到1.5万至1.6万例。”黄洁夫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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