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反腐的最大障碍是体制缺陷

中央纪委研究室近日提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这是直面问题的反腐态度，其指向是，“有些案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到坚决查办，有的地方腐败案件频发却追究责任不力”。

反腐说到底，是要从制度上建树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仅是打一两只老虎、拍一堆苍蝇。制度上出了梗阻，一时的成果再显著，也无济于事。

到底是哪些“各种因素”、哪些原因导致“追究责任不力”呢？这要从实际来看。比如，地方纪委发现了同级班子成员腐败的线索，只能向同级党委报告。如果党委主要领导包庇、隐瞒，线索也许就烂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不是良性的。

在前些年的反腐案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即由同级纪委发现或查处的同级腐败分子几乎为零。这说明同级监督根本不起作用，形同虚设。究其原因，在于人事任免由同级党委来定，最终难免自己人好办事，查谁不查谁，党委主要负责人说了算。

反腐的制度创新，就是要破除这种体制机制障碍。现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都在做制度理顺。比如，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打破了同级监督难的怪圈。

改革措施必须配套和协调，上述的反腐败措施，还需要其他制度及时跟进，才能化解无形的阻力。否则，只要还须向同级党委报告，就很难彻底排除说情、勾兑、隐瞒。

因此，反腐败要破除隐瞒包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制度上保证群众监督。体制内的监督只有与体制外的监督相辅相成，反腐才能行之有效。面对群众举报、监督的线索，认真对待、科学处置、给社会公众一个公正而负责任的交待，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从根本上阻断包庇腐败分子的行为，甚至让那些保护伞们心下凛凛，担心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报特约评论员 黄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