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起诉家长 辍学逼出“官告民”(3)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寿伟记得,2018年8月底,有老师反映自己的学生可能辍学去了浙江省一带。其他老师结合此前几名辍学学生的类似经历,建议组织工作小组赴浙江。 杨寿伟担任了组长。这是他们第一次跨省劝返,也是他第一次去浙江。习惯在山区生活的他,一时间找不到东部平原地区的东西南北。他找到在当地工作的老乡,说了很多好话,拜托老乡开车带他们去找学生。有的学生是自己在当地打工,有的是跟着父母一起。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胡玉文记得,他参加的一个工作组到了广东后水土不服,5天里要辗转5个城市寻找学生,还要迁就家长上班的时间,他们常常早上吃了早餐,熬到晚上才吃第二餐。 官寨乡司法所所长杨清对记者说,其中一个学生在工厂里打黑工。他们找到这个工厂,自称想要进去找云南老乡,但保安不让他们入内。他们只好守在工厂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学生走出工厂。 遇到强势的家长,胡玉文要“装”得更强势,摆道理唬住家长;遇到家境不好的家长,他苦心劝他们再坚持几年,等到孩子学业有成,条件会慢慢转好。对学生,他会举出同龄人的例子进行比较,比如说,某一个学生原本成绩不好,但坚持学业,最终有了一技之长。这需要他在去劝返之前“备课”,将学生的在校表现了解透彻。 2019年8月,杨寿伟又去了一次浙江。与他同行的4人,包括官寨派出所的内勤辅警陶智灿。 陶智灿记得,有一个学生的门牌地址写着“12号”,他们来来回回一条路上反复找,还分成两队分头找,花了半个下午都没有找到。附近居民告诉他们12号在哪里,他们一路寻了过去,还是不对。后来,学生家长出门来接,他们最后才发现,家门口的“12号”,是这家人自己写上去的。 据介绍,出发前定下的“目标劝返对象”,很多都能够成功劝返。有时还会有“意外收获”——工作组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还存在别的劝返对象。 扣下证件留不下人 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劝返记录表”,显示的问题五花八门:一个单亲家庭的初二男生,学抽烟被祖父发现,接受了一顿“棍棒教育”,自2019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仍处于失联状态;一个初二女生,2019年4月辍学,被老师劝返,9月又趁着周末跑去广东打工,再次辍学。 丘北县八道哨乡八道哨中学八年级6班有两个学生辍学:先是班长张锐锐(化名),2019年2月跟着表哥去广东汕头一家塑料瓶盖加工厂打黑工;再是卫生委员杨天(化名)放暑假时被父母接去务工所在地广州,不愿再回学校。他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保存在班主任梁文娟处。 这所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辍学去外地,要求他们初中入学时,就把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班主任保管。 梁文娟把她班里的这些证件用衣服包着,跟藏钱一样,放在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为了方便家长取用,她人在哪儿,这包证件就放到哪儿:工作日把证件放在学校的宿舍里,周末和假期把证件带回家,开学前后必须随身携带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不在本地的家长,她只好把他们的证件拍照发过去。 有些家长对此有怨言,她解释“这是为了孩子好”;还有家长感觉不方便,另外去补办了户口本。2019年秋季开学后,学校调整了做法,把户口本还给了学生,只留下身份证。 但“扣押”证件依然没有留住八年级6班的那两个学生——他们后来告诉梁文娟,他们可以搭乘不检查证件的私人运营大巴去外地。 陶磊觉得这是个本末倒置的怪现象,“以前是学生请老师来教,现在是老师求学生来学”。他认为,近年来官寨乡房屋越盖越新,盖楼和买车成了很多父母心中的头等大事,对孩子的陪伴反而被忽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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