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起诉家长 辍学逼出“官告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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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票是他独自一人留守在家的父亲代收的。法官饶海泉记得，送传票那天下了雨，有些路段窄到无法通车，他和同事下车在泥泞中步行，用手机照明，找到门时是晚上10点。 他给老人逐字解释传票上的信息，并用老人的手机给张世银拨打了电话。在饶海泉印象里，张世银一开始在电话里不太配合，听明白自己成了被告之后，才重视起来。 此前，这家人已经收到了当地政府的3份书面通知：2019年9月9日的“劝返复学通知书”，11月11日措辞更加严厉的“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11月19日的“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但是，升级的公文并没有把张世银追回来，直到传票到达。 这次，为了参加庭审，张世银请了一个月假。这意味着他少赚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厂年底发放的500元路费。 他面临的还有一笔超过月薪的罚款。庭审中，副乡长刘先要指出，乡政府此前对张世银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决定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 张世银有3个孩子，长女已经出嫁。从小学开始，调皮的幼子经常不去学校。他在家时，会“打孩子一顿”作为惩戒。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孩子日常由祖父看管。如果家里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夫妻俩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个月左右。当地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都是这样做的。 张世银平均每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嘱咐在上学的两个儿子“好好读书”，回应往往是“好”。 12月20日这天的庭审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按照调解协议，张世银必须要在最近的周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将两个儿子送回学校。乡政府也表态，学生复学后，5000元行政处罚也马上中止。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乡政府自愿负担。 刘先要认为，庭审的“震慑作用”很大，能让旁听者迅速了解义务教育相关法律。 法官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虑到被告和旁听者的身份，他尽量使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法律条文。 跨省劝返学生 2019年最后一个月，丘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15起此类案件。该院针对辍学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项审判小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开庭的有8件。 据饶海泉介绍，有的案子是由法庭完成了调解，有的则是学生被父母送回学校，乡政府撤诉了。 丘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徐定文对记者说，12月开始的诉讼，是针对辍学问题截至目前最见成效、最有力度的办法。 2019年秋季开学后，当时全县摸底发现，丘北县有92883名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失学和辍学学生214人，其中小学阶段45人，中学阶段169人。 在官寨乡，辍学学生有18人，11个初中生、7个小学生。根据乡政府登记的情况，12人因厌学辍学，6人因打工或者务农而辍学。 徐定文强调，丘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得益于资助政策，该县没有因贫辍学的情况。 近年，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各地在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摘帽”退出方面，设置了一些保障义务教育的条件。因此，辍学率关系到一个地区能否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比如广西2017年提出，贫困户的脱贫标准就包括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 徐定文介绍，为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助推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丘北县成立了多个“控辍保学联合劝返工作组”，每组三四人，主要由乡镇政府不同部门的成员、学校副校长和教师组成。往往包括一位女老师，方便了解女学生在外地的生活。 过去，劝返是教师的职责。受访教师们对记者说，乡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加入后，他们一般穿着制服，使用公务用车，“震慑力”远比老师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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