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减负致辅导班抢位：家长真的“疯了”？(3)

资料图：山西太原新建路小学的小学生们开始返校上课。张云 摄

　　“减负”困局：减负之后，矛盾丛生
　　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减负”为什么不被认同？
　　太过了。这是杨劲松的回答，就像把一杯80摄氏度的水一下子降到20摄氏度，这种行政命令让学校家长孩子都受不了。
　　在金融业深耕多年，他认为，减负引起家长焦虑，而焦虑背后都是生意。自媒体写了家长的焦虑，赢得了流量，家长们为了孩子以后的发展，去买学区房、上各种课外辅导班、上早教……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却不一定有效果。
　　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上市公司好未来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该机构总学生人次(长期正价课)从上年同期的约221万人增长到本季的约341万人，同比增长54%。有媒体评论，校内减负校外补，家长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培训机构反成最大获利者。
　　作为老师，周雨琪认为，人才选拔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虽然课业压力小了，可是近年来的中考高考难度却越来越大了。
　　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得通过各种考试来进行，高考、公务员考试都是如此。基础教育大家是平等了，但是以后呢？“虽然自己和国家想让孩子轻松，但是社会竞争不宽松，规则没有变。”
　　一味地不允许学校考试、增加课外辅导教材，只会让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均等。公立学校减负了，但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没有，以后公立学校的师资会越来越弱，更多的老师会去机构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实力家庭的小孩会越来越优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
　　身在县城，周雨琪的学生有不少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在减负背景下，学校也参与不进来，那么放学后孩子去哪儿？网吧、游戏厅。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资料图：昆明中小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室内写作业。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困境何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杨劲松和周雨琪都明白，国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我们要减的是低级重复、对学生没有作用的课业负担。只笼统减负，孩子的竞争压力还在，家长的焦虑就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减负”具有相对性，学习不能没有负担，真把负担都减了，学习没有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规范学校办学，主要是治理“抢跑道”给学生加压。南京市教育部门的做法从大方向说没有问题。但是，南京的学生参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学生竞争的。浙江想把“主动权”给学生和家长，愿意少做作业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不做作业呢？事实就是更多家长选择给学生在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基础上加餐。
　　“从根本上说，今日家长的焦虑，不是家长自发的攀比，而是教育竞技化，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认为，要让家长摆脱焦虑，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为学生成才创造多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