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绝命毒师”：高校化学院副教授开公司制毒(4)

羁押张正波的看守所。受访者供图

　　据律师汤建彬介绍，2016年6月，国务院禁毒委办公室印发过《104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汤建彬说，这份文件没有向社会公开，只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了各级禁毒委和司法机关。
　　2016年，汤建彬在江苏代理孙某走私、贩卖“4-氯甲卡西酮”（4-CMC）案期间，在法院阅卷时发现了这份折算表。“许多律师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它的，”汤建彬说。
　　在法庭上，汤建彬曾针对折算表提出质疑。首先，孙某等人的犯案时间为2016年3月，早于折算表的印发时间，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应适用。其次，折算表不对外公开，会影响公民对相关行为的刑罚预测，“比如我的当事人，就不知道按折算标准量刑了。”
　　汤建彬认为，相较于传统毒品，新精活案件有从轻处罚的趋势。
　　2018年6月，最高法院、江苏高院曾将汤建彬代理的孙某案定为新精活类案件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孙某走私、贩卖了16公斤“4-氯甲卡西酮”，按照折算表的标准，应折算为2.2公斤冰毒。“在一些案子里，2.2公斤冰毒足够判死刑了。”刑辩律师张雨说，但2017年10月，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
　　江苏高院在案例评析中写道：“综合考虑该新型毒品的滥用范围小、列管时间短、孙某具有坦白情节等因素……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原则。”
　　“现在毒品犯罪的形势非常严峻，判死刑的不少。”一名刑辩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但今年5月19日，在一次关于毒品犯罪的讲座中，最高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说，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新精活的毒品犯罪尚未判处过死刑。
　　朱明勇认为，这种差异源于新精活具有药品、毒品双重属性。除非检方能够证明被告人制贩的新精活被用作毒品，否则法院裁判时都会比较慎重。“如果这个东西事实上没用作毒品，但你把人杀了，以后怎么办呢？”
　　针对此问题，2015年5月，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管制麻精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处罚；但如果是出于医疗目的非法贩卖上述麻精药品，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查清涉案麻精药品的具体流向和用途，之后才能定性它到底是不是毒品。”朱明勇说，比如张正波案，海关截获的运送涉案麻精药品的包裹上，收件地址为德国某化工集团的办公楼，因此他有理由推断“4号”只是一种化学中间体，用于工业用途或科研用途。
　　“在第三代毒品案件中，张正波案是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一名刑辩律师说，去年年底，这名律师代理的一例新精活案件一审期间，公诉人就表示自己专程去过武汉，向“张正波案”的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取经。
　　在朱明勇看来，张正波案的结果可能影响接下来的许多新精活案件。重审中，张正波虽获改判，但其家属仍然认为量刑过重，决定上诉。（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