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文物保护应纳入公益诉讼范畴(2)

　　从业三十余年,刘红宇说起执业经历感触颇深,“我也曾经遭遇一些尴尬,为会见难、阅卷难以及取证难等问题而头疼。”她说,法治的进步应该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开始做起。

　　在刘红宇看来,律师执业面临的“三难”问题正逐渐得以解决,“这些变化,法律人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她以立案举例说,目前立案已由审查制转为备案制,而网上立案、异地立案也成为可能,“立案难”问题正逐渐得以改变。

　　因认为律师行业缺乏专门的执业权利救济机制,近年来刘红宇一直建议通过制度建设让专门的部门来受理律师的投诉。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建立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

　　“通过律师协会与相关部门进行联动处理律师投诉是个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权威性问题。”刘红宇说,相关规定的出台使得律师执业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部分规定仍然不够明确。

　　司改“硬骨头”考验改革者决心

　　2017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战之年。“我认为,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是非常有序的,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刘红宇说,从巡回法庭的增设可看到就地解决纠纷的成效,从员额制和工资制改革的初步完成可看到司法队伍的欣欣向荣,从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体制的构建可看到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认可。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后改革”时代的摩擦、磨合、衔接问题也凸显出来。刘红宇认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全面实施,会带来审判监督深化完善问题,法官员额制实施带来的法官助理培养和初任法官选任衔接、审判辅助人员短缺、入额定终身等问题,“这一块块硬骨头考验着改革者的决心和智慧”。

　　“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既要靠制度的完善,也要靠人去执行。”刘红宇提出“入额即入学”,法官、检察官要注重提高能力。此外,还要在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方面下功夫,监察委员会、法院的审委会在转型期间要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