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出庭：波澜不惊后有什么惊人的意义？

　　2017年12月19日，我国行政诉讼历史中又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在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欺诈发行、虚假披露证券处罚上诉案中，被上诉方中国证监会由主席助理黄炜出庭应诉。

　　该案是首例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波澜不惊的进步缩影

　　行政诉讼，俗称为“民告官”，是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机制，但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个是“告官难”，第二个是“告官不见官”。

　　“告官难”体现在有些地方的法院人为设置诉讼门槛，老百姓立不了案，行政诉讼是立案难的“重灾区”。许多矛盾得不到司法救济的途径，就好像在法治的高速路口设置了路障，堵车越来越严重，司机越来越暴躁。

　　“告官不见官”则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原告见不到被告单位的负责人，矛盾纠纷很难化解。原告往往会认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自己得不到尊重，本来可以化解的纠纷为了“争一口气”而变得难以调和。

　　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巧合，2015年5月1日，有两个重要的法律法规“上线”，一个是针对立案难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另一个就是把行政负责人出庭列为硬性要求的《行政诉讼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出台新规并不意味着问题一夜间就得到解决，但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身旁。

　　破解立案难的效果很快从数字上得到了体现。当月，“民告官”案件就同比上升221%，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数量增长了59.2%。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虽然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但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从乡长、县长出庭应诉是“爆炸性新闻”，到市长、厅长出庭变得不再新鲜，直到今天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义务已经成为了常态。

　　长安君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网上搜索这条“全国首例”的新闻，只有165篇，在当今信息爆炸的舆论场上，这个数字显得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