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治优势提升社会治理系统化水平(2)

2017-09-23 13:36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浏览：次手机版

    上海针对居(村)委会承担行政事务过多,结合街道体制改革,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边界,精简居(村)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科学界定条块职责,社会治理效能得到了切实提高。
    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互补
    通过制度创新,重庆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末梢”。
    重庆市江北区在区、街道、社区三级选聘有能力、有热情、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能人”成为综治特邀委员,为“能人”参与综治工作提供舞台,帮政府排忧,为百姓解难。
    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离不开负责任、有担当的党委和政府,也需要有活力、有作为的市场和社会。
    实践证明,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会议提出,要结合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把那些政府不擅长的公共服务,放手交给市场主体去做,发挥好市场在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5年来,各地打破“人由自己养、事由自己包”的传统思维,将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事务,外包给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促进了政府减负增效。
    江西赣州自2016年起全面推进“心防工程”建设,在基层综治中心建设“心防工作区”,设立谈心室,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入驻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做到了群众心理问题“有处询”“有人询”。
    辽宁等地在推进智能安防中,采取民营资本投入为主、受益居民适量出资、政府购买服务、保险公司托底等商业运作模式,提高了安防项目运营质量和居民安全感；贵州搭建起大型货车综合服务平台“货车帮”,通过建立司机、货主失信标记机制,实行信用与利益挂钩等市场办法,激励司机和货主诚实守信,预防减少了矛盾纠纷。
    北京、四川等地把那些政府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通过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患、劳资、物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各地加快培育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千千万万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
    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后,浙江充分发挥“乌镇管家”“武林大妈”“西湖群众”等3.5万余个社会组织的作用,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提高了平安建设水平。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
    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使用,各种形式的群众自组织大量涌现,成为锻炼提升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重要平台。
    会议提出,要在引导群众自我组织规范发展的同时,发挥其植根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推动形成群众问题由群众解决的新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积极探索完善“两代表一委员”联合接待机制,建立由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的接待室,进一步“传党情、听民声、促和谐”,更好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督促群众问题解决；吉林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法学会在全省建立了2873个法律服务站,通过5000多名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参与,在法治轨道上营造出社会共治的生动局面,大量纠纷在源头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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