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检察文学创作与研讨会举行(2)

　　张建伟谈到工匠精神时表示:“过去工匠做事不会偷工减料,做工仔细,每一个方面产品的每一个部分都精心设计,务求做到最好,这些工匠自我要求极高,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仍然如此。”文学也需要这样的认真。他认为,“一个作家对于可能很多读者都不会注意的细节,都十分认真,这展现的是对文化的敬重。” 

　　张建伟生动地将现今文艺创作中不认真的几种现象比喻为“认真的敌人”。首先是对历史文化缺乏敬畏。他认为,现在一些主打特技的电影,技术应用很优秀,故事却胡编乱造。有些作品对中国文化缺乏敬畏。张建伟举例说:“《隋唐英雄传》中,程咬金的造型,几根布条绑在头上,不用细想就知道,这种造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方便面式的快餐文化,根本就不在意认真二字。”其次是,无知且不自知。比如电视剧《1895年》中李鸿章说:“八国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这种明显的历史错误,却被堂而皇之写进了台词里,或许整个剧组都没有认真的心态。三是懒惰。张建伟表示:“文学创作是需要下很多苦工的,但现在的人懒惰,不想下功夫。”四是急功近利。有些文艺工作者只顾赚钱,哪有功夫精雕细琢。批量生产的作品,恨不得写出来立刻就能换钱。五是科学精神的匮乏。“有些类型的作品尤其需要科学精神,比如侦探推理类作品,需要强大的逻辑性,事实的真实性,才能让作品经得起推敲。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有待开发,但中国的年轻读者中有非常好的推理作品受众,很多推理小说迷。日本的一些作品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都很受欢迎。但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创作跟不上,很少有能够被读者认可的作品。另一个领域是科幻作品,即使是幻想,也需要科学依据进行合理的推断。” 

　　对于文学工匠精神,张建伟总结道:“工匠精神,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创作,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这既是作者的自律,也是读者的期待。” 

　　与深刻并肩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近年来的中国荧屏在五光十色中透出一种内涵上的匮乏。少有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少有深刻而宏大的主题。有的是千篇一律的仙侠和被滥用的言情小说情节。这或许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是最好用的套路,却也暴露了文艺创作者的急功近利和肤浅,这种心态耽误了很多很好的创作题材。张建伟在发言中提到了晚清著名的刺马案(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汶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案件经审理后,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被处决。事实上,马新贻原本是“剿匪”战斗中的败军之将。被俘后与“匪首”成了拜把兄弟。“兄弟”合谋上演了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帮马新贻登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兄弟”们来投靠,却被马新贻诱杀。张汶祥因偶然原因逃脱,后刺马报仇。)这个故事可读性很强,有情义,有杀戮,有法律。案子本身的情节很吸引人,但他认为这个故事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是案发后的司法过程。张汶祥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项义举,被捕后一五一十讲出了事件的前因。审案的官员闻听朝廷的封疆大吏竟然做过如此龌龊之事,不禁觳觫不止,非常害怕,根本不敢记录,只能向上司汇报。为保朝廷脸面,审案官员决定将案由改为徇私报复,并对张汶祥严刑拷打——不是为了让他讲出真相,而是为了让他撒谎,以便掩盖马新贻背信弃义的丑闻。此处的司法过程特别耐人寻味。“但这样一件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都拍成了武侠片,失去了案件本身沉重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