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防火墙”，也有“沟通渠”，南京法官律师对谈相处之道

　　本网讯  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组织了一场法律人沙龙，左起律师魏东、法官邢嘉栋、退休法官卞正义、江苏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孙辙、南京市法官协会秘书长沈亚峰、主持人陈扬。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有人曾用《红灯记》的台词来形容：拆了这堵墙，就是一家人。我不赞同，墙必须有，但交流也要有；不能走暗门，要光明正大地交流。”

　　“我建议诉状不超过两页纸，代理词不超过3页纸。对于修饰语，我们法官不感兴趣，我们只看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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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7日，江苏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组织了一场法律人沙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现场看到，这场“为了法律人的最大公约数”主题沙龙，容纳80人的空间座无虚席，数十位律师和江苏三级法院的法官均出席，他们坦率发言，尽兴“吐槽”，甚至“八卦”起了法官和律师哪个群体离婚率高。

　　多年来，我国司法界一直强调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建立“隔离带”和“防火墙”，以防止法官与律师“相互勾结”、徇私枉法。但在实践中，将原本属于法律共同体的两大群体强硬地“隔离”起来，“老死不相往来”，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那么，法官与律师到底该如何相处，是不是注定只能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法官与律师的健康而良性互动，也许就在此刻播下一颗种子，有了一个新起点。

　　互相“隔离”，法官和律师只能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律师很辛苦，法官很辛苦，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本身同根生，难道我们还要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吗？”27日下午2点，主持人陈扬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她是主办方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澎湃新闻了解到，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下发《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了20多个“不得”，包括“法官不得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等。

　　2009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包括“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等。

　　这些规定构成了法官与律师群体的“防火墙”，这对法官公正审判、排除外界的诱惑与干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

　　然而，在现实中，法官与律师，在庭审现场之外，“老死不相往来”，却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且这种“相互隔离”的关系甚至有可能走向严重的异化与冲突。

　　正如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法官与律师称兄道弟、交往过密、打成一片，甚至“权钱交易”，如武汉中院的“法官集体受贿事件”，让人们将法官与律师看作是气味相投、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同伙。要么，法官与律师彼此互相提防、相互鄙视，不敢来往、不愿交往。如云南玉溪的“法官铐律师”事件，又将两者的关系推入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境地。

　　这场沙龙的主持人陈扬也举出自身的例子。她对在座的法官说：“由于工作忙碌，更由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发的各种禁令，我们大家的关系变得扭曲。譬如我，走到江苏省高院或者南京市中院或者鼓楼区法院，如果碰到曾经办理过我案件的法官，或正在办理的法官，从来不敢打招呼，唯恐被当事人看到，也担心被你们同事看到给你们带来麻烦，更怕被对方律师看到被拿来发难。所以，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谈到双方交往，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要有个度。”南京市中级法院退休法官卞正义在沙龙上说，“我做法官20年，大家都知道请我吃顿饭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吃饭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所以，我不能吃。如果被另外一方当事人拍照了，就更麻烦了。”

　　江苏法院系统人士也对澎湃新闻说，上述这些规定，让法官和律师的相处变得很微妙，有时候难免尴尬，“比如我是法官，同学是律师，我们可能连在一起吃饭都不行。而另一方面，可能是越禁止，底下越放纵。”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民五庭庭长邢嘉栋也有话说，“我们非常担心有人（律师）在背后说什么和我们是朋友、亲戚，往往会让我们背黑锅。有的律师打着和法官熟的名义，最后把黑锅给我们背。有人对我们这个群体似乎有约定俗成的负面看法。”

　　可容纳80人的空间座无虚席。

　　法官与律师，“隔离墙必须有，但交流也要有”

　　在审判实践中，律师打交道最多的是法官，法官接触最多也是律师。如果双方出现巨大的鸿沟、提防甚至对抗心理，显然不利于法官审判、律师执业。

　　法官和律师到底该怎么相处，法官思维和律师思维有何区别，陈扬也一直在想，直到她看到一篇文章《法律人的最大公约数》，被深深触动，然后下定决心筹备这场沙龙。

　　她尝试着邀请江苏的省高院、市中院、区县法院等三级法院的人士，直到沙龙前一天才正式敲定了嘉宾。沙龙开始前30分钟，她才完成整个文稿提纲，匆忙涂点口红，然后登场。由于这几天休息太少，加上担心、紧张，她的大腿一度暗暗抽筋。

　　陈扬原本最坏的打算是“能完整走过场就好”，结果却让她吃惊：“高潮迭起，掌声不断，4个小时没有一秒钟冷场。为了法律人的最大公约数，大家有太多的话要说。”

　　“法官和律师应该成为朋友，而且应该成为这个最大公约数中最中坚的力量，我们应该有同一个价值追求。”江苏省高级法院研究室主任孙辙举例说，“外国律师和法官正常交往的平台有很多。2006年我去德国的时候，一个研究会上，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在一起交流，为什么双方之间交往没有问题？有人就觉得奇怪，我们是为了同一个东西奋斗，为什么要分出彼此？只有在法庭上相互对抗的时候，才要相互区分。”

　　“实践中法官和律师的沟通，特别是庭下的沟通是很避讳的。我认为，法官和律师在庭下是可以沟通的，但很多人认为只能在法庭上沟通。”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钧认为，律师和法官在为了同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沟通？每个律师和法官都应该把自己的底线坚持住，那么沟通是正常的。

　　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主任谢开顺说，“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有人曾引用电影《红灯记》的一句台词来形容：拆了这堵墙就是一家人。我不赞同，墙必须有，但交流也要有；不能走暗门，要光明正大地交流。但这种交流不应该谈到一个具体案件上去，不能有私心，而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法官和律师应该建立起同学、同志、同仁的正常关系。

　　所谓同学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都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

　　所谓同志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虽然社会分工与职责不同，但都是共同为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都担负着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保障人权的神圣职责。

　　所谓同仁式关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通过参与、合作、理解和尊重，共同使纠纷公平、公正地得到解决。

　　律师与法官能“正常、平等地沟通”，才算接近“法治理想”

　　当天的沙龙上，法官和律师还聊了双方思维的异同，以及怎么交流、沟通更顺畅。

　　江苏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孙辙说，“很多法官其实希望律师带来专业的东西，而不是有多少关系，我们讨厌 关系 。”

　　关于诉讼文书，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庭长邢嘉栋直接说：“我建议诉状不超过两页纸，代理词不超过3页纸。希望大家首先把争议焦点根据三段论进行分析，不需要修饰。对于修饰语，我们法官不感兴趣，我们只看干货。超过3页纸的话，看的就不多了。”

　　“法官的话要听，但律师是当事人聘请的，律师需要让委托人认可工作。”律师谢开顺提出不同意见，“譬如，提供诉状、代理词，或委托人到场听庭，如果按法官讲的只写二三页纸，或只说要点，当事人肯定不满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以搞一个详细版本和一个删节版，渲染性、详细版的给委托人，删节版提供给法官。”

　　这场原定下午5点结束的沙龙，因为大家的热烈参与，延长了1个小时。

　　孙辙说：“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它搭建的平台在未来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透明的交流空间，让大家能够正常、平等地沟通。法治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也是法官和律师最期待的一天。”

　　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张利军认为，这个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共鸣，提供了一个法官和律师很好的沟通平台。“以这场沙龙为契机，律师协会将为大家组织一些活动，创造良好沟通的条件。”南京市法官协会秘书长沈亚峰也表示，双方要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加强沟通与联系。

　　“南京市法官协会已经和江苏省律师协会签订构建沟通的协议，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要创造良好的沟通环境。”主持人陈扬说，不管他人是否作为，“我们法律人要从自身做起，为法律共同体的建设与完善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