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高压反腐的重点方向在哪儿

　　 2019年9月6日，贵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案。图/中新
　　 金融反腐继续深化
　　 金融被标注为反腐败的重点领域，金融反腐连续三年受到高层关注。
　　 在今年的中纪委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持续压实金融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和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做好金融反腐和处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强化金融领域监管和内部治理。
　　 李永忠认为，金融领域作为资金密集区，腐败的产生其实是必然的，“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哪个企业要发展都离不开资金，金融领域则是腐败最大、最深的藏身之地”。
　　 从2019年开始，纪检监察机关就加大了对金融机构腐败的查办力度。中国进出口银行专职评审委员李泊言，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吴锐，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原副总经理王英奎等一批金融机构“蛀虫”被查。中纪委网站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金融机构干部里，超过40%来自银行。
　　 中纪委网站披露，2020年查处的不少银行系统领导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突出问题：利用信贷审批权谋取私利。如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郭继庄，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马骁，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于成信等人，都在信贷审批等方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巨额财物。
　　 一些银行机构的领导干部还存在“靠银行吃银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现象。例如，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马骁，就存在靠银行吃银行，违规经商办企业并通过与本单位开展业务谋取利益，违规向本单位出租房产谋利。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郭继庄则是违规在建行客户企业投资参股、兼职取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查处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一系列大案要案时发现了一些系统性问题，“金融圈子小，同学、师生、同事、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廉政风险容易相互传染，利益板结化突出，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之间亲而不清、公私不明，容易形成利益团伙。”
　　 近年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持续加码，赖小民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1月2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华融）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贪污金额高达17.88亿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贪腐第一案”。在22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3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有6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4000万元以上。
　　 1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赖小民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文章指出， 赖小民是典型的金融“内行”蜕变为金融“内鬼”，“对监管机构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发表质疑言论，把国有金融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打着支持国家战略旗号，滥设机构、盲目发债，将募集资金投向国家政策明确限制的房地产等行业领域，严重偏离公司主业发展需要，最终从不良资产处置者异化为不良资产制造者。”
　　文章还指出，“赖小民与华融公司高管、监管人员等上下合谋、共同作案，查一个、带一串、挖一窝”。除了纪检监察机关的日常监督，金融监管部门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守门人”。魏昌东认为，中国相关的金融监管制度尚未健全，金融政策的制定、金融规范的运行、金融监管的严格与否，都直接影响到金融秩序本身。
　　 毛昭晖认为，一些案件暴露出金融监管机构权力过大，对金融领域监督制度的改革，并不单纯取决于监督制度本身，而往往取决于其他相应的制度配套。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各大国有银行、国开行、中信、人保等共15家中管金融企业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并赋予相应监察权。魏昌东认为，内部监督往往难以产生监督的实际效能，通过派驻纪检组，可以实现权威性和贴近监督。
　　 加磅整治复合型腐败
　　 2020年，在内蒙古等地刮起了整治“涉煤腐败”的反腐风暴。
　　 针对此前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等腐败案件暴露出的煤炭资源领域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内蒙古自治区发出纪检监察建议，要求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2月28日，内蒙古召开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提出“倒查20年涉煤腐败”，向社会征集包括从2000年以来党政机关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规显名或隐名投资入股煤矿，官商勾结、索贿行贿、为不法矿主充当“护卫伞”等相关问题的线索。截至2020年12月底，内蒙古累计立案查处涉煤案件599件869人。
　　 李永忠认为，内蒙古紧盯煤炭资源领域的重点人、事、问题倒查20年，就是中央把内蒙古作为剖析腐败存量的一个实验场，通过“挖一挖”存量台账，为下一步清理腐败存量工作，提供参考系数。
　　 这场反腐风暴，也暴露出当下资源领域存在的腐败共性问题。
　　 今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决定逮捕。就在同一天，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揭露了文国栋和他背后的木里矿区非法采煤内幕。片中，文国栋自述与非法采矿公司的控制人关系如“连体人”一般，并收受其贿赂上千万元，为其“保驾护航”。此外，木里矿区中多名干部在接受贿赂后上下串通，还设计了应付上级调研、检查的两条专属经典调研路线，避免非法开采事情败露。在文国栋“结网”之下，木里煤田管理局原局长李永平、原副局长马生全、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梁彦国等十多人，成为其利益共同体，为非法采煤提供保护。
　　 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类似煤矿这样的特殊性资源，其腐败具有垄断性的特点，贪腐者垄断了最优质的资源，从而垄断社会利益。这类领域系统封闭，形成一个特定的腐败网络，在网络内部利益均沾，最终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在资源领域的腐败，还会形成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更加隐蔽复杂。据调查，原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曾长期把持茅台酒销售大权，一边靠“批酒”大肆牟取私利，一边把茅台经营权作为搞政治攀附、捞政治资本的工具。其违规为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人及其亲属办理茅台酒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资源领域的腐败往往是一种复合型的腐败，经济腐败往往又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资源领域，反腐仍在加磅。中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提出，“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科研管理等方面的腐败问题”。（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