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蚂蚁搬家式腐败(2)
王风昭利用职务便利,分别于2013年6月、2015年3月挪用公款共计近25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登记验资、购买理财产品等营利活动。整箱茅台酒、儿子结婚“表表心意”的礼金、高档跑步机……来自管理服务对象的“心意”,王风昭照单全收、来者不拒。 王风昭不仅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还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利益,将党纪法规抛诸脑后。2012年4月,他在即墨区某村镇银行开设街道办事处对公账户,帮助在该银行工作的儿子完成揽储任务、提高绩效工资。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他为了帮助在银行工作的亲属完成揽储任务,又擅自将2000万元公款从青岛某银行北安支行对公账户转出,存至其亲属的银行个人账户内,之后又将这笔公款原路转回。干了一辈子财务工作的他,怎会不知其中风险? “被告人王风昭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用侵吞、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均应予惩处……”2020年8月18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风昭认罪认罚。 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虚构支出一再涉险过关 42次伸手为何得逞?究竟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蚂蚁搬家式”腐败背后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反思。 王风昭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财政系统工作,长辈们觉得他端起了“铁饭碗”。王风昭自己也认为找到了用武之地。调到北安街道办事处后,他一干就是30多年,从一个记账员起步,逐渐升至经管中心主任、财政所长。“一路走来,风生水起、荣誉满满。一开始,自己十分努力,生怕工作上有闪失,可不知不觉就开始飘飘然,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王风昭回忆道。 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风昭向办案人员坦陈了腐化堕落的诸多诱因。一是交友不慎、行差踏错,随着手里管的钱多起来,求他办事的“朋友”也多起来。“朋友”求他帮忙,他宁可挪用公款也不好意思拒绝。后来,在一帮损友的唆使下,王风昭开始包养情人,工资不够花便起了贪污公款的念头。二是心存侥幸、钻空子,由于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他不但能让出纳开出大额支票,还顺利躲过了银行流水、单据报销等检查,一再涉险过关。三是过分信任、缺乏制约,由于领导疏于防范,对财务管理方面过问少,一切交由他处置,使违纪违法成为可能。在他看来,“那个时候公款就像我自己的,随时可以打入自己的账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值得一提的是,寄望于炒股暴富也是王风昭觊觎公款的重要原因。2014年,股市形势大好,王风昭为谋求更大收益挪用公款。令他没想到的是,股市后来急转直下,挪用的公款被套牢。他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找人开了许多发票,谎称办事处用款报销,补起了窟窿。 回顾那些荒唐过往,作为一名犯过错误的“老财务”,王风昭对单位领导、审计部门、财务管理制度分别提出了若干管理建议。比如,对单位领导,建议“与银行建立大额资金进出报告制度”“建立人员轮岗制度”;对审计部门,建议“对报销单据的审核,要比对签字人的真伪,防止冒领”;对财务管理制度,建议“财务人员要留有签字人员的字模,以备工作人员比对”。 盯上服务外包和节日慰问的奶酪,单线联系相关人员骗取公款 无独有偶,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韩鹏,为偿还替朋友担保产生的百万元债务,同样动起“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歪脑筋,走上了“蚂蚁搬家式”的腐败之路。 自2015年底至2019年间,韩鹏贪污骗取公款等合计28次,金额共计51.8万余元,平均每次1.85万元。2019年10月,韩鹏被江北区监委立案调查;12月,受到开除公职处分。2020年3月30日,韩鹏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58万元。 四年间,韩鹏历任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违法犯罪近30次,手段简单,却为何屡屡得逞?“经过综合研判,我们认为三个街道在制度建设、监管力度、廉政教育等环节存在的漏洞,为其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办案人员表示。 韩鹏的生财之道并不复杂,要诀在于“单线联系”。每年的服务外包及节日慰问等都是他贪腐的“好时机”,他总是单线联系相关人员,采取多开发票金额的形式向街道报销,从中骗取公款共计32.5万余元。 以慰问品采购为例,韩鹏一人负责与采购对象对接沟通、商定价格、结算费用,没有任何询价比价程序。每次发票的报销都是由采购对象直接交到韩鹏手上,全程不公开、不透明,无人监管或监管流于形式。当地规定,10万元以内物品采购和20万元以内服务采购无须公开招投标,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漏洞,韩鹏屡屡得手。 办案人员分析,韩鹏利用其街道办事处领导身份和分管职权,有意隔绝办事方与其他相关公务人员的接触,使得其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难以被他人发现或知晓。物资采购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上级监督流于形式,同级监督软弱无力,最终导致监管失守。 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扎紧制度“篱笆” 无论是炒股亏本,还是担保债务,都只是“导火索”,是这些贪腐干部违纪违法道路上的一剂“催化剂”。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个别党员干部迷失自我,思想道德沦陷。 2020年7月底,王风昭案开庭审理,青岛市即墨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及区直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130余人,以远程同步观看直播的方式旁听庭审实况,“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将警示“课堂”搬进法庭,是即墨区纪委监委做深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的重要做法。一方面,当地以该案件为素材拍摄制作警示教育片《疯狂的“硕鼠”》,在与区纪委全会套开的警示教育大会上播放;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组织各镇(街道)、区直各部门财政所所长、财会工作人员等320余人分批到即墨区廉政教育馆接受警示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北安街道党工委深入开展“两会议一报告”工作,召开机关干部警示教育会、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定案件整改情况报告,要求一把手主持两个会议并做警示教育讲话、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认领责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北安街道党工委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建立健全机关财务管理规定、村(社区)财务代管办法、财务印鉴使用审批程序等9项制度,持续扎紧制度“篱笆”。 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强化对小微权力的制约监督 “对现有政府服务采购、零星工程发包等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查找漏洞,完善流程;细化采购环节管理,加强审批环节的监管职责,增强制度刚性约束力;针对重要时间、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大警示教育力度……”2020年2月28日,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监委向韩鹏案涉案街道发出监察建议书,明确指出现存问题及表现,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监管力度、压实主体责任三个方面提出7条具体建议,要求汲取教训、加强监管、堵塞漏洞。 涉案街道在接到监察建议书后,随即对照检查,排查出15个廉政风险点,如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上级监督流于形式、下级监督软弱无力;物资采购程序不规范,缺少询价和比价程序;招投标项目合同签署不完备;廉政教育针对性不强,入脑入心不够等。在此基础上,各单位举一反三,外滩街道重点完善了对小型项目的管理,强化项目管理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庄桥街道出台完善了《物资采购制度》《零星工程实施管理办法》《服务类项目委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洪塘街道强化分层分级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为避免监察建议书“一发了之”,江北区纪委监委建立跟踪督促机制,采取定期回访、限期回复、实地察访等方式,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日前,该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紧盯整改效果,对三家单位反馈的15个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回访督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看来,“蚂蚁搬家式”腐败手法看似不起眼,但带来的危害很大,必须高度警惕。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蚁贪”多次腐败、多年腐败的突出特点,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强化对小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提醒教育。(记者 管筱璞)(责任编辑:刘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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