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精准科学用好问责“利器”(3)
假问责乱问责仍存 问责规范性须提升 今年1月,因阳市烟花厂重大爆炸事故和谎报事件,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对29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 2019年12月4日,浏阳市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13号工房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944.6万元。 湖南省纪委省监委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浏阳市澄潭江镇原党委书记刘法裕指使,镇党委镇政府部分班子成员参与,浏阳市个别领导干部默许纵容,部分领导干部失察造成的有组织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谎报事件。 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事件中失职失责和谎报的澄潭江镇、浏阳市、长沙市和湖南省省应急厅总计29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其中,湖南省纪委省监委对在爆炸事故及谎报事件中失职失责失察、负有领导责任的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长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建平诫勉。同时,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巡视员龚伟兵等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问责处理。 问责的领域并不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还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 今年8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山东通报5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受到问责典型问题。 山东省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理事长彭建林因党委领导弱化及班子成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正是其中一起典型问题。 通报称,2013年1月至2017年10月,彭建林担任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记期间,奉行“好人主义”,导致医院党委会和行政办公会合并召开,变成原院长段明福的“一言堂”,医院党委会和党委书记职权弱化,党内监督乏力,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破坏了单位政治生态,其后段明福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彭建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还有扶贫领域因失职失责被集中通报的典型案例。 例如,今年7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陕西通报4起扶贫领域失职失责典型案例。 2019年2月,凤县扶贫办拨付唐藏镇林麝产业扶贫基地建设资金120万元,但由于合作洽谈进展缓慢,直至2020年4月唐藏镇才与合作方签订协议。2020年3月县扶贫办拨付唐藏镇资金25万元用于修建香菇扶贫示范园,截至2020年5月,仅有17.8万元形成实物工程量,近30%资金处于闲置状态。这两起脱贫工作落实不力问题的发生,影响扶贫产业发展。 对此,唐藏镇党委书记张继军、镇长杨晓东,负有重要领导责任。2020年5月,张继军、杨晓东受到谈话提醒处理。 《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重大安全事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扶贫攻坚等领域总计通报典型案例和问题140多起。 在任建明看来,根据《问责条例》,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两者紧密结合。基于此,围绕党中央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进行执纪监督,正是党内问责制度的一大特色。 宋伟认为,这些领域问责案例较为集中,反映出当前领导干部失责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领域性特征,也说明各级党委纪委紧盯这些与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关的领域,发现问题即通过问责方式倒逼责任落实。 “《问责条例》实施一年以来,问责“利器”的运用得到了整体性提升,然而在问责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问责成效仍然存在层层递减,基层的假问责、乱问责现象仍然存在;二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具有复杂性问题的问责力度仍然不足,导致类似相关问题很难铲除。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不断提升问责制度运用的规范性、精准性和科学性,发挥问责制度的综合效应。”宋伟称。(记者 陈磊)(责任编辑:刘晓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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