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窗口期”如何提升公众生态文明素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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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疫情促进了民众对卫生观念的认同,将大大降低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社会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制度变迁的三大基石,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为降低交易费用而设计的制度安排。这种基于社会动员之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配套性的心理认同机制和情感动员机制,能够成为一种制约既得利益的工具,能够减少执行和实施垃圾分类制度及其配套改革的成本费用。这是疫情期间情感动员最突出的价值功能。在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新的管理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惯习及传统文化价值观不一致,因此在要求人们改变行为方式及心理定式时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疫情为全体国民提供了一种不曾经历的特殊经验,其惨重代价会引导人们关注公共卫生、关注垃圾分类,进而引导人们确立更加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道格拉斯·C·诺斯曾提出,人们“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合理解释,即以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这种观念为过去和现在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即社会意识形态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变迁的动力之源。 再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全民生态文明观念的启蒙。疫情暴发后,全国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病毒来源、责任主体、诊疗方法等话题,成为全国居民关注的焦点,形成了针对疫情、卫生系统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全国性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全民生态文明观念的启蒙。此次政府采取的严厉防控措施获得了明显效果,绝大多数居民因遵守政府规定而免于被感染,并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强制管理方式形成了心理认同。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民众的心理认同是制度实施的基础。如果将这种非常时期形成的心理认同移植于垃圾分类,则同样会降低居民因对新制度不习惯而带来的抵触情绪,从而有利于在全国大规模普及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最后,疫情结束后的三到六个月,应是最佳“政策窗口期”。“政策窗口期”源于国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中提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构成集体记忆,它能够传递这一群体的重要经验,并实现知识分享。由全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体记忆作为支撑的社会心理,是影响人们支持公共卫生制度创新的力量来源。 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社会成员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构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集体记忆借助社会活动而塑造,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融合个人记忆而不断强化,但也随时间流逝、交流活动的减弱而弱化。疫情结束后的三到六个月,人们伤痕未愈,对疫情记忆犹新,因而公共卫生和环境观念不会立即消散,不会出现明显的集体记忆偏差。此时,把握好“政策窗口期”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03年“非典”的强势袭击,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制的不足。为此,我国政府在“政策窗口期”内迅速建立了全国性传染性疾病检测和信息报告系统。因为窗口期一旦错过,相关制度出台便很难。如果禁食和禁止交易野生动物的政策没有落地,吃野味的陋习没有改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没有提升,人们对“非典”的集体记忆就只剩下一种“疫情概念”。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引发了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空前的集体性反思。在疫情刚结束时,在余热未退的集体性反思下,实行垃圾分类制度引发的观念阻力将会降到最低。一旦错过疫后“政策窗口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将慢慢回归“正常”,再要推动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实行垃圾分类制度在变废为宝的同时,也将普遍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观念,促进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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