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法律责任 保护野生动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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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 “立法中应确立野生动物普遍保护的理念，同时也要引入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视角。”日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提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要限于珍贵、濒危动物和“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动物，在实践中主要依赖于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这一管理方式存在保护范围过于狭窄，视角单一等问题。” 依照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该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为“珍贵、濒危和有益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而蝙蝠、旱獭等具有潜在公共健康风险的物种，反而作为一般动物被排除在该法调整范围之外。 “这样的分类缺乏对动物多样性的关照。”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宋华琳建议，应拓展法律所保护的范围，依据野生动物生态功能与种群现状等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保护。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予以重点保护，设置相对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同时也要对其他普通野生动物设定必要的保护。 不过，部分地区民间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历史上也围绕野生动物的繁殖驯养、开发利用形成了规模不小的产业。一旦修改相关法律，是否会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 “野生动物保护与环境健康、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的关系在科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反映在立法上自然会出现争议。” 周珂说，特别是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限制野生动物产业发展等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分歧与争论也比较激烈。 对此，吕植建议，不应再鼓励对野生动物的商业性消费和贸易，对食用野生动物更要严格禁止，“此次疫情给人们的教训深刻，应该借此机会，推动野生动物养殖行业逐渐退出市场。”吕植表示，眼下对一些繁育技术成熟、健康风险可控、拥有可持续繁育种群且无需从野外捕获野生个体的动物，可以通过建立“白名单”的做法，允许繁育子二代以上的动物商业利用。 “野生动物保护属于环境资源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适用该领域法的理念和原则。”周珂建议，我国立法应当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相衔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规范，“同时，根据现行环保法规定的保护优先原则，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将环境保护特别是涉及环境健康公共安全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执法网络相对较弱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查办了一批野生动物违规交易案件。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决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2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五部门发出《关于联合开展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疫情期间野生动物违规交易行为。 长期以来，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绝，宋华琳分析认为，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设定的法律责任相对较轻，而从事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活动利润相对较高，违法者违法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违法者会铤而走险，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应当考虑强化法律责任、捋顺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执法网络相对较弱，就野生动物监管而言，林业和草原部门的监管资源相对有限，而市场监管部门要负责的监管事项众多，野生动物交易相对分散、隐蔽，很难进入监管部门执法的优先顺序。”宋华琳表示。 周珂也认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部门众多、职能分散，在涉及环境健康与公共安全管理等重要问题上缺乏配合，造成了执法效率差，“野生动物经营利用产业的监管职责分属不同部门，既难以协同监管，发现问题又难以及时解决，造成野生动物保护不利和环境健康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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