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如何才能不裸奔(2)

2019-06-26 12:27来源：法制日报浏览：次手机版

　　第二,为行政执法保驾护航,提高执法效率和执行力。国家网信部门在处理违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案件时,往往由于处罚力度和执行力度的不足难以真正对违法企业产生实质性影响,以至于不法企业反复出现违法乱象。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将为后续行政执法提供强大的法律后盾,强化执法效率和执行力。
　　第三,增加公共利益的维权路径,强化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保障。通过检察机关针对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解决用户在互联网络中的弱势地位和举证艰难的困境。这种通过增加公民维权渠道的方式,对规范互联网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从根本上规制互联网行业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乱象。目前我国已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纳入立法规划,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实践是将来确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具体规定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可操作性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齐爱民）
　　破解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必要原则”困局
　　丰富多彩、应用广泛的App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须臾不离的生活工作助手,但与此同时,App也成为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重灾区。有鉴于此,今年2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必要原则,不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从而划定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界。
　　其实,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必要原则由来已久。早在1981年,欧洲理事会在《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中就规定:个人数据应出于明确、具体及合法的目的而收集,且对其处理目的而言,数据应适当、关联且不过量。必要原则在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被进一步强调,最终成为2018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六项处理原则之一。
　　基于上述国际经验,我国网络安全法第41条亦明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原则。2018年,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2条再次给出三项衡量标准,即收集个人信息与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之间的直接关联、最低频率和最少数量关系。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必要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所指出的,大数据的价值不再来源于基本用途,而是源于其二次使用；更重要的是,许多数据在收集时并无意他用,最终却产生了诸多创新性用途,显然,数据收集者永远不可能提前告知收集时尚未想到的目的。以美国芝加哥通信公司为例,其收集用户位置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手机信号覆盖情况。但在新的场景中,通过采集在特定地点所有手机用户的信息,它还能计算出开车经过特定广告牌的人数,进而估算出广告牌的价值,显然,这是收集目的的一次重大转变。
　　不唯如是,社会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都知道,当人们事前知道其信息将被收集和度量,就可能导致最终结果出现偏差,这是因为人们会不自觉地改变行为,甚至出于利益考虑而操纵或破坏数据。所以,在很多场景下,用户数据的被动收集和间接度量比主动收集和直接度量,更能实现收集的初衷,而这样的目的往往是无法向用户告知的。
　　2009年,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前几周,谷歌使用了亿万用户的检索词准确预测了流感发生的地区和州,如果严格遵循必要原则,这一尝试不但在技术上不可行,在成本上也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践行必要原则,防范个人信息被无节制、无边际地收集和使用,另一方面,又要为后续创新容留空间,避免过分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这一难题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答,但不妨从如下方面探索可能的解决之道。
　　其一,清晰、灵活地划定收集范围。必要原则的症结在于难以判断“究竟何为必要”,或者“究竟哪些个人信息与服务相关”。为此,监管者不妨尽量在事前列出与特定服务直接相连的个人信息范围。最近,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业务功能必要信息规范(V1.0)》便依照这一思路,明确了地图导航、网络约车、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支付等16种服务所需的个人信息类型。但必须指出,在产品迅速迭代、服务日新月异的今天,上述规范不应视为相关App不能在上述范围之外另行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而应理解为给企业额外增加了自证清白的负担。简言之,一旦在事后发生执法和纠纷,它们必须证明自己已充分告知了用户,并且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符合其产品定位、商业惯例和商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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