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将建未成年人性侵库 “挂钩”教师资质！(2)

2019-03-11 09:31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浏览：次手机版

　　“我们有2.73亿中小学生，但是每年在媒体上看到的相关案件只有几百起，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孩子父母在外面打工，留守儿童在偏远地区，媒体更难接触公开报道，受到传统文化影响，孩子隐瞒性侵的事件还大量存在，这些更是没有数据支撑。”胡卫说。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这样总结：“司法实践表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存在重犯率高、熟人作案等常见特点。因此，如何避免有性侵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显得十分重要。”
　　未成年人性侵库早已建立
　　事实上，除了最高检在积极推动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的制度外，相关信息库及查询制度早已在地方建立并实施。
　　2017年7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就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将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等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纳入“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并禁止该区从事未成年人服务的教育单位、培训机构等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员从事上述行业领域工作。
　　截至2019年1月底，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的黑名单信息库已录入3800余人，共完成对11000余名在职人员的信息筛查和对1000余名新招录人员的信息查询。
　　该院表示：“由于特定职业人所从事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性侵者将教育培训职业作为自己违法犯罪的工具，不但没有尽到教育培训者应尽的义务，反而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
　　另据官媒报道，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两级检察机关，也研发设计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信息查询数据库”。截至今年2月底，该数据库录入了在慈溪市实施性犯罪的300余名罪犯的个人信息，慈溪市检察院为相关机构和单位提供查询280余次。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永廷曾撰文称，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作为刑法预防性措施之一，与刑罚惩罚性措施不同的是，其主要建立在“再犯可能性”上，对于预防职业犯罪再犯具有积极意义。
　　刘永廷认为，对未成年人性侵进行从业前置，目前有两部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其中之一就是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刑法第37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7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该规定明确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
　　此外，《教师资格条例》第19条第二款也规定，对于“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性侵未成年学生亦属于“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之列，当然应该及时被撤销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
　　“从业禁止体现了预防理念，预防的理念比发生后如何解决更重要。从性侵未成年人的特点来说，从业禁止可以切断有性侵历史的教师再次性侵学生的可能性，将其排除在教师队伍之外。”熊丙奇对这一制度如此评价。
　　但是这些举措在得到不少专家赞同的同时，也有人对新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熊丙奇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这个信息库是否完整、怎么建立、哪些作为衡量的标准；其次是学校、培训机构等教育单位是否去查询，哪些机构可以使用这个查询系统。
　　另外还有专家对浙江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性侵从业禁止提出意见，认为新的社会规范在应对风险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本身带来的新风险，如侵害犯罪人员隐私权的风险、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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