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隐蔽性农民负担：浙江减负有“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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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持续领跑全国还需要减负吗？浙江省对新形势下减负工作重新审视，聚焦隐蔽性农民负担，请看：
浙江减负有“新法”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减轻农民负担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农民收入持续领跑全国的浙江，还需要减负吗？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一直以来，浙江始终保持农民减负高压态势不放松，多管齐下查处加重农民负担行为。记者老家就在浙江农村，一问家中父母，说这几年，村里公益事业办了不少，却很少向农民收个一分半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浙江就成立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任组长，11个厅局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在全国一些省份陆续撤销“领导小组”之时，浙江的农民减负工作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自我加压，每年定政策、落责任、搞督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农民减负方面探索出了许多新思路、新做法，为全省“三农”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显性文章隐性做 浙江从1992年起，就开始集中清理农民负担项目，并创造了诸多率先：2002年，取消屠宰税、农业特产税、乡统筹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2004年，对种植油粮作物的农民免征农业税；2005年，正式告别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一时间，大众欢呼：浙江农民迎来“零负担”时代！ 然而，农民负担真的彻底解决了吗？对此，浙江的认识很理性，也很清晰：零农业税并不等于“零负担”，在显性负担隐性化的趋势下，农民负担依然严重存在，只不过收费的领域、项目、方式、主体、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增强“三农”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三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创新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创业致富能力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科学发展强“三农”的基础条件。 这一讲话精神为浙江农民减负工作的未来走向明确了方向，也立下了定海神针。原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剑锋告诉记者，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植入城乡统筹的理念，对新形势下的减负工作予以重新审视，将更多目光聚焦隐蔽性的农民负担，同时高度重视村级组织的减负。 记者看到，早在2009年，浙江就率先全国出台《浙江省建立预防和控制农民负担反弹的实施意见》，建立“八大机制”，严防农民负担反弹。2011年，为统一规范全省村级公益事业筹资筹劳及财政奖补工作，浙江就出台了专项规定；同年，为从源头遏制乱收费行为，建立向村级组织收费审核和村级向农民收费申报制，并将乡镇“三资代理中心”作为农民负担监管的“监视器”。2014年，浙江还出台加强村级非生产性开支监督管理的意见，进一步遏制村级组织开支不规范问题，减轻村级组织负担。 此外，浙江还把减负的视角扩至日益壮大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总之，无论是村民，还是村级组织，又或是农业主体，只要对收费项目存有疑虑，就可将线索反馈至各级农民负担监管组织。随着工作的深入，大伙儿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各级政府和部门也把农民负担作为“高压线”。 这几年，最明显的，就是浙江各地抓减负越来越具体和细化。比如，针对省级“三年一轮回”暗访查到的涉农电价执行不到位，2017年，台州市电力局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共清退近15万元；温州整治村级老年协会财务乱象，村级集体回收资金资产约38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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