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论新体系奠基者病逝：一个刑法学者的不舍(2)

2019-02-17 13:10来源：新京报浏览：次手机版

　　儿子何伊林也开玩笑地形容父亲“不仅没有金钱概念，还跟钱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左右，作为知名大学教授的父亲拒绝了无数赚钱的邀请。“那时候老有人请他去做讲座，一个小时就有200多块，还包往返的所有费用，他不去。”何伊林理解为，父亲不喜欢商业性的人际交往。他只喜欢单纯的学术环境。
　　没有金钱概念的何秉松，在生活方面也一直“不求上进”。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为老师们分配了校园宿舍。在海淀区明光北里的宿舍楼里，一家人一住就是30余年。红墙老房，五层楼，没有电梯，上门拜访的学生都惊叹于“知名教授还住在这样的蜗居陋室里”。
　　其实，何秉松并不是没机会改善住宅环境。数年前，学校曾经提出，补交数十万费用便能调换到更好的、带电梯的家属楼居住。何秉松没申请，理由是“没钱”。
　　钱去哪了？“嗨，都花了。”何秉松买书从来不手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半都被书塞满，近十个书架，足有上千本书；为学术会议赞助也不手软，学生邵彦铭回忆，这些年，老师从自己的工资、稿费里陆陆续续取出100余万来赞助“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
　　这是一个由何秉松发起的论坛。邵彦铭介绍，何秉松发动并组织了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共同召开该论坛。在国际刑法学界，这个论坛受到颇多好评。
　　2010年，为表彰何秉松在刑法理论传播方面的贡献，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他“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成为中国法学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父与子的遗憾
　　离去来得非常突然。
　　在外人眼中，老教授身体非常好。相熟的学生回忆，虽然已过杖朝之年，何秉松还每天坚持去游泳馆游2000米。
　　没人能想到，一次简单的身体不适要了何秉松的命。大年初四晚，由于肺部感染，何秉松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吸氧不足又并发其他器官衰竭，与病魔抗争了四天后，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熄灭了。
　　何秉松病重当日，儿子何伊林立即从工作的成都赶回北京，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看着呼吸机下虚弱的父亲，何伊林想起一些遗憾。
　　一个是父亲的遗憾。
　　何秉松的家庭似乎有学霸基因。何伊林回忆，除了父亲，自己的几个伯伯都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山、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其中，何伊林喊“大伯”的、父亲的一位哥哥，清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何伊林的大伯被判为反革命，逃往香港。留在北京的何秉松受到此事牵连。他被要求写一封“决裂信”，和自己的哥哥划清界限。
　　何伊林从没见过这封信，父亲也闭口不提，他只知道多年来，两家人关系极淡，少有见面。几年前，何伊林去美国拜访大伯才得知“决裂信事件”。
　　但何伊林觉得，父亲是为这件事内疚的。他想起父亲为“四人帮”做辩护律师时，主动提出了人权的观点。“他那时候就认为，即便是犯人，即便是国家认为有罪的人，也要尊重他的基本人权。”
　　在那个时代，能提出人权概念，在学界十分超前。何伊林猜测，是因为父亲有着亲身经历。“在特殊年代，他经历过割裂家庭亲情的事情，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反思。”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何伊林从重庆回到北京读书。由于两地分数制不一样，何伊林没法进入北京的任何一所中学。
　　在这之前，由于生活在异地，性格又都比较内向，父子俩交流极少，显得并不亲密。但孩子读不了书，父亲急了。
　　一个纯粹、学术底线极高的人，人生中有了这一次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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