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24小时红通人员“罪与罚”的最后通牒(2)

2018-12-31 14:02来源：央视网浏览：次手机版

　　在赴泰取证确定顾震芳死亡后，上海闵行检察院最终做出了撤案的正式决定。这也是上海检察系统近年仅有、全国少见的对外逃死亡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进行撤案的案例。
　　5、红色通缉令之“最神速”
　　戴学民(“百名红通”第90号)是“百名红通人员”“触网第一人”。2015年4月25日，潜逃14年之久的戴学民成功归案，此时距“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仅仅过去72小时。
　　外逃分子走上逃亡之路，多是因为涉嫌贪污、受贿，想要逃脱法律制裁。戴学民也不例外，任职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期间，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
　　落入“天网”后，戴学民的情绪显得格外平静，他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心中有数。
　　6、红色通缉令之“最嚣张”
　　2015年5月9日，“亿元股长”李华波(“百名红通”第2号)被遣返回国。与大多外逃官员不同，李华波并非“不告而别”。临走前，他给相关人员留下了三封书信。
　　李华波在信中表示他已弃职携家眷出逃，因为他“从财政局资金账户上弄了很多钱”，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内外勾结、私刻公章等具体作案手段。出境后，李华波还给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打来电话，同样是告知对方，自己“搞”了很多钱，现人已在国外。嚣张近乎挑衅，李华波的贪婪和猖狂令全国震惊。
　　7、红色通缉令之“最意外”
　　与其他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不同，郭欣(“百名红通”第27号)，原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百人红色通缉令中唯一的高等院校教师，她于2010年暑假期间逃往美国，涉嫌罪名是“隐瞒犯罪所得”。
　　罪名少见，身份“没有什么存在感”，在学校又没掌握财权，连同事都纳闷“她是副教授，要贪污学校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她又没掌握什么财权，就是教教书、带带学生。”
　　2017年10月8日，郭欣回国投案。
　　8、红色通缉令之“最小额”
　　2016年1月1日，外逃7年的裴健强(“百名红通”第10号)被抓获归案。其到案后交代，他只因车被撞了想买辆新车又拿不出钱，于是动用了公款，涉案金额20余万元。
　　只因一个错误念头，便在几内亚逃亡数年。裴健强曾感慨，在国外隐藏的这段生活很艰难，曾几次徘徊在中国大使馆门口，想要进去自首。
　　最终，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裴健强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并责令其退赔某公司29.97万元。
　　9、红色通缉令之“最爱躲这里”
　　从“百名红通人员”逃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的是美国，有40人；其次为加拿大，有26人；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人数也较多。
　　在归案的方式上，主要是劝返、遣返、抓捕，“其他方式”还有引渡和异地追诉。
　　10、红色通缉令之“说最多的词”
　　后悔！——这是归案人员忏悔录里必有的一个词。
　　“现在的我万分后悔，后悔自己曾产生贪婪的邪念，犯下滔天罪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投案自首而选择了出逃。要是早点投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我也不必在外煎熬这么久，甚至差一点死在国外。”付耀波(“百名红通”第39号)在忏悔录中说。
　　天涯海角的煎熬不如回国坐牢
　　外逃人员的“隐身生活”并不好过。
　　杨秀珠(“百名红通”第1号)曾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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