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成年人近视低龄化 预估近视中小学生超1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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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做支撑，钱往哪里投？ “我有一次带女儿来汉口，偶然赶上‘视防中心’做公益活动，带两个女儿一检测，孩子裸眼视力都正常，我本来挺高兴，但专家告诉我，两个女儿的‘储备值’不足，将来一定会近视，要立刻开始科学防控。我按专家指点，平时注意灯光、孩子坐姿等，经常让孩子打乒乓球，还定期带女儿来‘视防中心’检查和治疗，4年过去，女儿近视发展非常缓慢，专家跟踪指导完全是免费的。”初中生家长沈幼纯感激地说。 她口中的“视防中心”，全名叫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各中小学的“视防”队伍实际是在其专业指导下工作，有关仪器设备、大数据信息采集和智能预警系统也是由其研发。中心主任杨莉华是武汉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推动者。“救救孩子的眼睛吧！”2005年武汉市两会上，时任武汉市政协委员的杨莉华发出这一呼吁，并联合10多名委员提交了《关心青少年视力健康，创建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基地》的提案。这一提案引起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业指导，教育、卫生、学校、家庭、全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服务体系。“近视防控，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做，人力物力投入太大，难以实现；如果交由企业来做，很可能‘变味’。我们武汉视防是政府主导下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政府‘养事’不‘养人’，由专业人做专业事，成本较低，运作高效。”杨莉华说。 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武汉视防不仅建起了深入学校、家庭的庞大“视防”队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档案数据库，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宣传，而且逐渐摸索出让中小学生“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的科学路径。山东、黑龙江、江苏、河北等地也设立了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控机构，构建起近视防控网络。 “我们也走过弯路，曾把近视高危人群、已近视人群作为近视控制重点，但事倍功半。因为近视一旦发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现在我们将‘防’放在首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十分明显。” 杨莉华说。总结经验教训，她认为，近视防控的“痛点”是不良的社会环境、用人观和学业压力，“难点”在于家长“重治轻防”的错误认知，“重点”在于早期的风险监控。 当然，除了专业机构，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卫生达标、可升降课桌椅的配备、校医务室的升级改造等。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银。2018年初，广州市启动全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经费5.85亿元，涉及设备更新、线路改造、电力增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万元实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每年为1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 “考核”加“问责”，压力怎么加？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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