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记者横行10余年:以负面信息敲诈 有人知假也给钱(2)
澎湃新闻注意到,麻某雄的微信朋友圈最后发布的两条信息均指向同一家公司,所涉内容分别是“安全事故”及环境污染。 前述矿业公司负责人称,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是麻某雄针对煤矿的惯用伎俩,“一旦罪名查实,主管部门开出的罚单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甚至还要承担刑责。在此基础上,许多被他盯上的煤矿都会选择破财消灾。” 据榆林市公安局此前通报,麻某雄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共有23起,涉案金额80万余元。知情人士称,麻某雄敲诈勒索从不自己收钱,都是委托中间人进行的,“但他只是个例,这些年活跃在神木的假记者队伍十分庞大,之前随便一家酒店里都能找到三五名假记者,麻某雄被抓后,这些人全跑了。” 以创收为名 陕北假记者泛滥的情况其实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刊发过一篇有关陕北假记者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陕北新闻界另一名人白延林。报道称,白延林自称与央视某著名主持人相熟,并宣扬其所驾驶的奔驰车是某卸任国家领导人用过的,他的车牌号和手机号后5位数均为88888。在白延林从业经历中,他的身份从《各界导报》和《各界》杂志记者部主任最终变为《中外新闻杂志社》首席记者。但在业内,他却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假记者”。 9月20日,榆林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白延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这则消息中点明了白延林的另一重身份——清涧县高杰村镇政府干部。 早在白延林之前,从今年8月开始,榆林市已展开了一场针对新闻敲诈的整治行动,榆林市公安局在9月5日曾通报称,已有43名真假记者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抓,涉案金额887万余元。《榆林日报》随后刊文称,“盘踞”在榆林十多年的“假记者”群体,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 陕北的假记者群体,究竟因何而产生,又如何在当地“盘踞”十多年之久?曾在当地媒体从业近二十年的陈孝义称,这与部分媒体把关不严存在很大关系,“很少有人以个人名义冒充记者,几乎每一个假记者背后都有一家媒体。这些假记者大多曾是媒体的广告业务员。” 陈孝义回忆称,上世纪末,陕北大部分报社的生存模式,还处于“以厂养报”的状态,通过印厂和报纸的发行来盈利,“那时候记者数量很少,从未听说哪里发生过新闻敲诈。” 陈孝义说,2001年前后,受市场影响,许多报社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为了生存,部分印厂甚至增加了生产纸箱的业务,“但大家最终发现,增加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广告。随之,许多报社临时成立了广告部。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着创收来进行的。” “同事们开始攀比业务量,在大家心目中‘能拉来广告才是好记者’的思想也逐渐产生了。”陈孝义说,到2003年前后,有报社为增加广告业务量,开始将整部门或整栏目对外承包,他认为陕北的媒体圈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假记者,“祸根就在这里”。 陈孝义说,一个部门或栏目的承包费一年需要数十万元,承包者因经营需要,招聘了大量广告业务员,“这些人手持报社自制的工作证,外出跑业务时也自称是某某报社的,别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记者。长此以往,记者和广告业务员便变得真假难辨。” “赞助费”与“护身符” 延安市媒体从业者黄安也同意陈孝义的说法。他告诉澎湃新闻,部门承包的情况曾向陕北市场“输送”了一批披着“记者”外衣的广告业务员,这虽是陕北媒体行业出现混乱的源头,但那时仍有报社及承包者规制,不至大乱。到2004年左右,陕北的媒体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这里有油田、煤矿,在很多人看来‘市场潜力巨大’,不少市级媒体想抢夺市场,又无权设站,便想出了‘以人代站’的办法,委派一两个人长期驻扎在陕北从事经营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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