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校园欺凌说不，我们还能做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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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戴立益委员认为，欺凌不是犯罪，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看待。欺凌者没有明确的利益目标，只是为了获得存在感。其实，加害与受害的双方都是受害者，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校园欺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矫正过来。特别不要简单地考虑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然而，目前我国的矫治手段并不健全。民革中央调研时发现，现有“以教代刑”的“中间过渡性措施”制度，如社区矫正、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司法性的矫正措施多样性和体系化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 依法惩治与行为矫正并举 “家庭教育不完善，才是校园欺凌的源头。”戴立益说。她建议，建立监护人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责令父母严加管教措施”的具体手段，比方说，可以责令父母管教并缴纳保证金、设定一至三年的管教期限等，比如可以引入“强制亲职教育”并作细化设计。 高小枚呼吁，尽快制定《反校园欺凌法》，整合目前已有的学校防治校园欺凌规定，将其提升至专项立法。将目前已有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措施和标准等内容予以整合，将其作为《反校园欺凌法》的一部分。 “情节恶劣的要严惩不贷，情节轻微或年龄较小的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矫正。”高小枚说。比如，增设“社会服务令”，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推荐至公益性机构从事无薪工作并给予感化教育；改革工读学校，包括是否增加强制性就读条款，设置与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等；确立“工读预备制度”，即学生仍在原校读书，经一定预备期，据学生偏差行为情况，决定是否撤销预备档案或进入工读学校进行改造和教育。 “及时有效地矫正校园欺凌，否则有可能会换来更严重的报复。”马景林说。老师应该建立良好的师生信任关系，及时发现、制止并矫正孩子的欺凌行为，不要把孩子间的欺凌当成可管可不管的事。 王义军则认为，校园欺凌是全社会的事情，每个成年人都要去反思的事情。预防和减低校园欺凌，需要成人对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人与人相处的边界和模式加以反思，需要成人与孩子共同创造拒绝暴力的文化与环境。（刘旭）（责任编辑：韩佳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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