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钱须依法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维系政府与公民之间契约关系的手段。之所以税收到“法定”,这是因为“法定”代表了多数民意的认同,是民众将公权力让渡给政府的程序体现。税收法定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税收是代议制之母”,伴随着“无代表不纳税”的反复斗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才在英国逐渐发展成形。

     从英国光荣革命到北美独立革命再到法国大革命等等,近代以来那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多与争夺征税权有关。现代法治国家,也都普遍奉行税收法定的原则。如美国宪法第1条就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也明确“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也规定了税收法定的原则。

      当税收法定原则被母法确立之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确立:一方面,民众有依法缴税的义务;另一方面,政府则应在税收的支持下,为公民提供必要的秩序与安全,并努力提升民众的公共福祉。当然,税收法定不仅仅意味着授权,同时也意味着警示。政府部门都是服务机构,而非以营利为目的法人。因此,政府不能总想着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若不经法定程序政府就能随意增税,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就无法处于稳定的状态。

      “无恒产者无恒心”。税收不由法律规定,民众的头顶就会始终悬着一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税收”之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并不是要推动为“税收法定”另立新法,而主要是为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在现行立法法中,税收本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权力。税收法定里的“法”,立法法也有明确,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2001年修改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沿袭了立法法的精神,也在第3条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但是,这部规定给具体税收的出台又留下了一个尾巴,“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据粗略统计,我国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有30部,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大约有50部,而现行有效的税收法律却只有3部——《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不但充分的“税收法定”未能实现,连更为基础的“一税一法”也付之阙如。

      良法善治,有良法才有善治,有良法还要善治。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联合31位代表正式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曾被誉为“2013年全国人大的第一议案”和“最有含金量的议案”。防范“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的发生,就得回归宪法和立法法的基本原则,将税收立法权尽快收回全国人大,真正落实税收法定。如果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税收法定的生命同样在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