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报》走出的法律人

 

《华政报》记者团30周年校友聚会合影。　何能高供图

本网讯  2014年，是《华政报》记者团成立的第30个年头。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如今很多已是各自岗位上的中流砥柱。他们的面庞不再那样年轻，对《华政报》的记忆却依旧鲜活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30年前的一个午后，在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华政)的党委宣传部楼外，一个着黑布中山装、身形瘦小、戴着眼镜的男学生趁没人注意，迅速将一个信封扔进报箱，低头跑开。

这不是什么“告密信”，而是一份给《华政报》（即华东政法大学校报，曾名《华东政法学院》）的投稿。时至今日，早已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的刘桂明有时还会提起自己青少年时的内向性格。

刘桂明现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他笑着回忆当年：“那时候，我性格内向，但一直热爱文学，喜欢写，渴望表达，所以，每次去投稿我都不想别人看见。投稿之后，又会暗暗焦急地盼着自己的文章能被刊发。刊发后，心中会有窃喜。”

1984年，《华政报》创刊。81级法律系的刘桂明是首批学生记者之一。对于他，校报是寻求突破内向性格的一处磨砺场。当然，这里也是一个起点，或者说，一个舞台。

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以法学为主体学科的华政，和刘桂明相似的文学青年，都多少与《华政报》有些关系。

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如今很多已是各自岗位上的中流砥柱。他们的面庞不再那样年轻，对《华政报》的记忆却依旧鲜活。

30年后的“集结号”

2014年，是《华政报》记者团成立的第30个年头。10月25日，这样一批心系母校，心怀感恩的《华政报》记者团的校友们在华政长宁校区重聚。

超过50位校友从天南海北回到华政。他们中最早的是86级，最晚的是01级，纵贯16届。

《华政报》的老主编龚小妹，历任责任编辑刘丹华、徐建强、黄紫红等老师也都来参加了聚会。即使那些在外地无法抽身的记者团校友，也发来祝福和文稿。

“在华政毕业生所有的回望中，也许只有《华政报》能够纵向贯通所有的届别，其他的社团，其他的系别，均无法有这样的跨越时空的穿透力。”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中心主任赵志刚在聚会发言时说。

现任《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南都周刊与南都娱乐周刊出品人陈朝华则这样向法治周末记者形容《华政报》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学校里的《人民日报》，唯一会被派送到每个寝室的报纸。他当年也是《华政报》记者团的一员。

在那个信息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无形中，《华政报》将一群有着同样文学情结的年轻法律人连在了一起。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5位曾于1984年至1995年间在校报工作过的《华政报》校友，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法科毕业生，如今有的成了资深媒体人，有的工作在法制宣传岗位，还有的仍从事着法律业务工作。虽然工作各有不同，但他们也大都还记得曾无数次出入的四号楼校报编辑室。

同学少年相聚校报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华政第二次复校。校址仍位于原圣约翰大学的旧址之上。

1984年，华政校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华政报》创刊，一月一期。老师龚小妹任主编，刘丹华和徐建强任编辑。

刘桂明因文笔不错，又经同窗陈慧谷的引荐，早已在党委宣传部帮忙。校报创刊后，他们也被顺理成章地吸收进《华政报》工作，成为校报记者团的首批记者。

刘桂明记得，他第一次署名“千古洲人”(刘桂明沿用至今的笔名)的文章，就刊发在1984年下半年的某期校报上，文章的名字是《“解渴”之启示》。

那时，学生记者常会做一些评论、诗作和消息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多时候也为在校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985年上半年，81级同学正面临毕业就业选择。陈慧谷和刘桂明连续3期为81级学生做了两个专版。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新闻处处长的何能高，是《华政报》记者团校友。何能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也许是校报试行招收的首批学生编辑。从大二开始，他主编了《华政报》副刊《韬奋园》。

何能高在大一下学期成为校报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校报的记者不多，相熟的只有几人。

一次对校运动会的报道，让负责校报的老师看到了何能高的新闻写作禀赋。

“有个班得了全年级第二名，他们班的女生总成绩是第一名。我去采访这个班级的女生对于本次参赛情况的看法，她们回答：‘我们班女生总成绩排名第一，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班男生表现不够好，使我们班总成绩屈居第二，我希望我们班的男生多争点气，让我们的成绩更好！’我把对女生的采访写进稿子，发了出来，很多同学看过都笑了，感觉很真实、很有激励意味。”

此后，当校报开始试行招收学生编辑时，老师们征求何能高意见。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何能高提出了主编第4版校园副刊《韬奋园》的想法。老师们有些意外——他们的本意，是想让他负责编辑学生新闻版的版面。但最终，老师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担任副刊编辑的过程中，何能高还向校报推荐了郑一琳、陈明祥等文采卓然的同学。这种推荐，在《华政报》记者团30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记者中，很是常见。同学间、同门间，有着共同的文学情结又都向往实干的同学因此聚在一起。

在《华政报》记者团的时光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如今回忆起来，校友们也会偶尔提起自己青春年少时的“幼稚”与“偏颇”。

每次回忆起在校报时的一次采访，何能高总会不胜唏嘘。

《华政报》的老师指派记者采访或操作某个选题是个常见事。有一次，何能高被指派去采访时任华政国际法系的副主任曹老师，为他做一篇人物专访。为此，何能高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采访过程也很顺利。

但写稿过程中，何能高心血来潮。他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以“意识流”的写作方法，选择从“侧面”突出稿件的主题。文章主标题写得相当怪异却被作者自认为引人入胜——《他是什么人？》。这样的人物通讯、人物“小传记”自然很难发表。

据何能高回忆，此事之后，校报的老师对他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是笑着和他探讨了一番，并且仍像过去一样信任他、培养他。

这件事至今提醒着何能高：“标题党”的做法极易让人产生重大误解，必须慎之又慎；而公开发表的文字影响力不可小视，必须严谨并符合写作规范。

“犯错须尽早。否则，在工作岗位上出现这样的错误，那是不可饶恕的大错。”何能高说。

在《华政报》的收获

这段在校报的经历确实影响了何能高的未来。

借着在《华政报》的3年时间，何能高进一步锻炼了文学和新闻能力，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他大学毕业那年，大学生就业很不容易。而何能高的这些经历，帮他如愿进入江西省抚州中院，并在研究室和立案庭等工作岗位上展露才能。

“尽管并非是刑庭、民庭这样的审判岗位，但综合审判业务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尝试笔耕的梦。尤其是在写作过程中，每当成果诞生就有很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何能高说。

繁忙的工作之外，何能高也笔耕不辍。这些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出版了《胡长清：坠落的政坛流星》《走向末日的疯狂》等3本著作。和刚进大学校园时一样，他的文学梦、专业梦仍然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心里；一有机会，他就会焕发出激情燃烧的状态。

发表在《华政报》上的文章，可以让简历生辉。不过，《华政报》给予学生记者们的还不仅是这些。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的王海波是《华政报》记者团91级校友。在校时，他偏爱散文诗作。

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毕业后，我进了最高法院，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写得多是报告，判决之类，没有真正发表过文学作品。直到近些年，去法院博物馆工作后，需要配合进行宣传，我才又重新执笔写作。”

“可喜的是，尽管这么多年没有动笔，写这些文章还是让我找回当时在校报的感觉，写得并不费力。并且，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看后也比较满意。他们说：‘才知道你们博物馆的文笔还不错’。”王海波笑着说。

与媒体结缘的他们

尽管，《华政报》的学生记者多是文学青年，但毕业后，像王海波一样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仍是大多数。也有少数从《华政报》记者团走出来的法科学生在媒体工作。这些媒体也以法制类媒体居多。

81级刘桂明，现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

在校期间，刘桂明曾在基层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业务单位实习、实践过。但毕业时，他仍坚定地将“新闻出版”填为他的首个就业志愿。

不过，尽管身在传媒行业，刘桂明也始终没有离开“法律圈”。

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司法部法律出版社法学著作编辑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共青团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民主与法制杂志社。

82级华政校友赵翔，现任《人民法院报》总编辑。与刘桂明的经历略有类似，他也是《华政报》记者团“元老级”的校友。毕业后，他从《法制日报》(当时为《中国法制报》)到《人民法院报》，至今从事法制新闻工作已28年。

2009年，华政恢复招生30周年庆典时，赵翔曾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华政的韬奋楼一直让自己引以为荣。一代报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先生曾在这个校园里学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楼也已成为华政的标志性建筑。不论身处何时、身居何地，邹韬奋先生“追求正义，关注民生”的办报思想一直激励着他，韬奋楼上激昂的钟声时刻在他的心中敲响。

和绝大多数校报走出的法律人相比，88级华政校友陈朝华的毕业选择是最为特殊的。他选择进入《南方周末》做记者。

陈朝华坦言，“做新闻”是他一直的向往。也许是“命中注定”，尽管大学没有读新闻专业，但兜了一圈，他仍到达了想要去的彼岸。

回忆过去，陈朝华很是感恩，华政为他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时，法学教育的种子也在他体内发芽。

“(华东)政法学院的经历，使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个人权利的捍卫成为我的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我没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但是法的精神对我个人人格的形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和陈朝华相似，90级华政校友赵志刚在大学毕业前的职业理想就是从事传媒行业。毕业后，他选择进入报社当记者，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传媒平台检察日报社工作，有超过18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工作涉及报纸、杂志、影视、网络等多元媒体平台。

不仅如此，2012年，赵志刚还在业余时间创办了微信公共账号“法律读库(Lawreaders)”。他把这个公号定位为“法律圈的新媒体阅读管家”，致力于“传递常识，启迪法治”。据了解，这个公共账号只有赵志刚一人运营维护，他会每日甄选转播耐读的法律美文1到4篇。

至今年8月，关注该公号的用户已经突破14万，每个月的文章总阅读量也会有几百万次。

对赵志刚来说，《华政报》记者的经历给了他基本的新闻素养，使他在工作后，可以迅速进入媒体人的状态，并在新闻岗位上迅速成长。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法科毕业生，赵志刚认为，华政还赋予了他法律素养和契约意识，让他很容易适应检察机关的工作。

“在上海读书，受海派文化影响，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较强，守纪律，懂规矩，底线思维强，不轻易许诺，有诺则必践，格调明显高于有的法律院校毕业生。”赵志刚说。

这里有华政人精神

10月25日，现任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院长的毛煜焕也赶赴了《华政报》当天的聚会。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曾做过《华政报》的通讯员，并不算是合格的校报记者。

一开始，毛煜焕说自己赴会是因盛情难却。然而聊到深处，他说，尽管没有为校报做过更多的贡献，但是对学校，对校报，他有一份真感情。“真就像有磁铁在吸引，不然我也不会专门赶过去。”他说。

10月25日中午，毛煜焕和几个同学相约去到龚小妹老师家。龚老师已经退休，头发花白，但仍能记住在场同学的名字。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华政校友们往往说着说着就念及当年《华政报》的负责老师们的好。

“如果稿子写得不好，校报老师也不会直接批评我们，而是会跟我们探讨，帮我们修改。”王海波说，“他们是老师，又像是亲人。”

“我们没课的时候，常会去编辑室帮忙，数字数画版、改稿、看学生的来稿。”陈朝华回忆说，每周至少会去两三次。

读书时，除了专业课程，陈朝华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华政报》和自己发起的诗社上。临近毕业时，不仅《华政报》发表了陈朝华告别华政的诗歌个人专版，学校还为他举办了个人诗歌展。在校期间，陈朝华的诗作就已经超过百首。

毕业之后的1994年，他还结集出版“青春期写作”文本《自白与眺望》，收录了几十首诗作。

“校报的平台帮助同学们展现了自己，挖掘了自己，突破了自己。”刘桂明总结说。在每位曾在校报工作的校友的成长历程中，都或深或浅地烙上了校报的印记。

陈朝华记得，去每个寝室分发报纸也是校报给予记者的一份特别工作。“那时候，尽管性格比较内向，分派报纸的工作我还是比较积极的。我所在的犯罪学系在学校是比较小的系。借助分派报纸，我可以结识一些其他系的同学。分派报纸的时候，偶尔也会和他们聊一聊。”

因为有了分发校报的“特权”，在《华政报》当记者的男生们从此有了出入女生宿舍楼的机会。有人因此结缘，最终成为夫妻，传为佳话。

不少华政校友认为，校报的凝聚力也就是华政的凝聚力，形成这种凝聚力的正是华政人的精神。

刘桂明曾总结过华政人的核心文化。“华政的核心文化可以用一个“实”字来总结，这个“实”就是基础的扎实，是专业的厚实，是做人的敦实，是做事的务实。”这也是他理解的“华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