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技艰难“续脉”

 

郑顺强在训练学生 潘琦　摄

    本网讯  从2012年开始，昔日要靠“走后门”才能进的吴桥杂技团连续两年没有招到新学员。即便是专门花钱上电视打广告，也不见一点效果。今年，团里免去学费，发动单位职工想方设法才招到7个学员

    2008年年底，曾有媒体报道“国家将在2009年出台有关法规，就杂技演员从业年龄、伤残保险等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杂技演员权益”的消息，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业内人士认为，把杂技纳入高等教育，设立专门研究杂技的研究院，如此加强重视、加大投入，杂技的未来才可能有所不同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发自河北吴桥

    河北吴桥是中国杂技之乡。在中国的杂技界，有“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已年过70的王保合肩负着传承吴桥杂技的使命。但眼下，他最具代表性的拿手绝活“缩骨功”已面临失传窘境。

    “没人学，(哪怕)你管吃管住给钱也不来学。”听到法治周末记者提起找徒弟的事情，坐在太师椅上的王保合把手一摆，“人家有吃有喝，谁也不来受罪。”

    “不光是王保合，整个吴桥的杂技团都招不到人。”中国吴桥杂技团副团长朱文亮对于王保合的经历一点也不意外。

    事实上，不仅仅是吴桥杂技，包括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部主任郭云鹏在内的多位被采访对象均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目前整个中国杂技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

    免学费只为“求”来学员

    朱文亮所在的吴桥杂技团是中国目前少数几个县级国有杂技团之一，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规模在60多个国有杂技团中处于中上水平，演出足迹遍布亚、非、欧、美各大洲，创作的节目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获奖，在业内声名显赫。

    但即便有着响亮的名声，招学员仍然是眼下最让朱文亮头疼的事情。

    朱文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虽然可以直接招杂技演员，但一般杂技团还是更愿意自己培养演员。自己培养的演员从小生活在团里，不论是管理上还是工作上，都较“半道上”招来的演员更有优势。

    不过，从2012年开始，吴桥杂技团却连续两年没有招到新学员。“我们专门花钱上电视打的广告，没有一点效果。”朱文亮说，无奈之下，今年团里修改招生方案，免去学费，发动单位职工想方设法才招到7个学员。

    距吴桥杂技团3公里外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学校(以下简称吴桥杂技学校)同样如此。

    1985年建校的吴桥杂技学校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培养杂技人才的中等艺术学校，世界马戏学校联合会成员之一，还承担着外籍杂技学员培训项目。建校30多年来向全国一百多个杂技团输送了数千名学生，培养了数百名外籍学员。

    学校副校长齐志毅同样跟法治周末记者坦言，杂技招生困难是学校目前最大的问题。齐志毅说，过去自己去开一些全国性的会议，没人提招生的事情。但现在各家学校都碰到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私底下打听：“我们这招不上，你们那好招么？”

    虽然招生“现在还能维持，还没有到真一个都招不上来的时候”，但吴桥杂技学校已经计划从明年开始免去学生每年3000元的学费，以保证招生数量。

    目前，吴桥杂技学校的生源分两种，一种是主动到学校报名的，另一种则是学校跑到周边县市的小学主动招来的。“我们主动去招人家也不愿意来，就给人家做工作。但大多数家长都犹豫，不让孩子来学习(杂技)。”齐志毅说。

    而令人唏嘘的是，眼下杂技招生难的窘境和30年前相比，堪称天壤之别。

    朱文亮这样描述这30年的招生变化：“刚开始是我们挑学员，现在是我们求学员。从一开始门庭若市到现在门可罗雀，真是一年一年，凤凰抱鸡窝，一窝不如一窝。”

    学杂技曾经得“托人走后门”

    51岁的齐志毅是吴桥杂技学校的建校元老，他还记得1985年刚刚建校时招生的火爆场面：50个招生名额吸引了两千多名学生，学校院子被报名的学生和家长挤得满满当当，最终招到的学生也是精挑细选。

    “那时候挑体型，挑五官，挑得相当严，(想入学)得托人走后门。”50岁的吴桥杂技团学员队教练李中成回忆起当年学员队招生的情况同样感慨。

    学体操出身的李中成虽然1978年才开始接触杂技，却恰好赶上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杂技第一波商演浪潮。

    据专注于吴桥杂技研究的吴桥文保所所长杨双印介绍，刚改革开放时，老百姓文化生活匮乏，杂技最先火了起来，文革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的吴桥杂技团在全国杂技团中率先崛起，1979年就开始了全国巡演。演出的形式就是很多人至今仍印象深刻的马戏大篷。

    “(所有东西)得装3个火车皮，解放牌卡车得装十几辆。除了演出大篷，还有四五个帐篷，有办公室，有伙房。”李中成回忆说，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在当地至少会呆上一两个月。

    一个同时出现在朱文亮、杨双印和李中成口中的故事是，吴桥杂技团当时在重庆连续两个月的演出场场爆满。“很多人甚至半夜排队买票。大篷高空节目多，都是跟国外学的，特别受欢迎。”李中成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自然而然，这股热潮也吸引了成千上万想要从事杂技事业的学员——因为学杂技不仅受人尊重，而且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当时的人们也把杂技看做是一门崇高的艺术，对杂技有一种向往，都想当杂技明星。”齐志毅回忆说，“而且那时候就业渠道少，杂技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一个杂技演员到国外半年能捎回‘三大件’(彩电、冰箱、摩托车)。”

    李中成特别提到，在那个时候学杂技可以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时你花五六千买，你还不一定买得到。”

    杂技教学随时代而变

    想当年，虽然家长们争抢着把孩子往杂技团送，但杂技的训练却并不是一件像看表演那样轻松愉快的事。

    27岁的李楠是朱文亮的学生，到杂技团时刚刚10岁，如今已经上台表演14年。

    “我们那时候苦，冬天就在砖地上翻跟头。”李楠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冬天训练厅里的土炉子只能暖到炉子周围一小块，关节活动不开就很容易受伤。“现在的学生是生怕他哭了，我们那时候是没人敢哭。”

    朱文亮也坦承过去教学时对学生的态度不如现在。“相对来讲，要粗暴一点，打和骂是避免不了的。”朱文亮说，“那时候招也好招，工作也好做，现在生怕你走了。那时候你走就走，走了还有的是人来呢。”

    很多有着资深教学经验的杂技教练都有着和朱文亮一样的感受，已执教近30年的吴桥杂技学校基功队队长郑顺强就是其中一位。

    “现在的孩子难教，管得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松了没成绩，紧了孩子就说我不练了。”一打开话匣子，郑顺强就跟法治周末记者诉苦。

    因此，儿童心理学也成了杂技学校老师们的必修课。郑顺强还跟记者提到了儿童保护法和教师法：“过去谁懂？现在家长都知道这个。”

    而对郑顺强来说，更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身体素质并非百分之百适合练杂技的学生训练到百分之百达标。

    据郑顺强解释，身体素质好的孩子一年多时间基本功就可以练得比较规范。老师教得轻松，人才出得也快。而如果身体素质不是那么适合练杂技，训练起来就有难度。现在学生的成才情况和以前相比，不仅技术上要稍差一些，培养周期也要更长。

    “过去老艺人是死练，现在杂技跟体育一样，也讲究科学训练。但现在选材不行了，素质能有百分之七八十就不错了。”郑顺强解释说，由于招生困难，现在孩子只要愿意来，“胖一点、瘦一点、体质差一点我们也得收。”

    不被看好的一碗“青春饭”

    “原来吴桥的个体班生源也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据郑顺强透露，吴桥县私立杂技学校在高峰时有六七十家，规模最大的有一两百人，但现在由于招生困难，几乎绝迹。

    郑顺强也在业余时间开设了一所杂技学校，从1999年算起至今已办了15年。记者在他盖着2层楼的小院中只看到寥寥几个学生。“从5年前开始越来越少。我这边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个(学生)，逐渐减到现在20个。”

    在郑顺强看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业渠道也多了，又都是独生子女，家长自然不愿把孩子送到杂技学校受苦。而包括王保合、杨双印、郭云鹏等在内多位业内人士同样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观点。

    李中成跟记者现身说法，表示不会让自己的孙子再从事杂技行业。因为学习不好，他的儿子也学了杂技。“也受罪了，现在还恨我。”李中成说，如果儿子能重新选择的话，绝对不选这一行。

    不过，多位被采访对象也指出，怕孩子受苦只是一个方面，杂技演员待遇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吴文亮就告诉记者，在吴桥，杂技演员的收入普遍不高，大概在一2000元，基本处于当地收入的平均水平，而当地的房价已经高达4000元。

    “杂技吃的是‘青春饭’，过去讲，杂技养小不养老。”吴文亮说，一些杂技项目演员演到三十多岁就无法再演，虽然团里的演员退役后可以去学员队或者从事后勤，但收入必然和做演员时无法相比。如果耐不住清贫，只能自谋出路。

    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部主任郭云鹏还表示，中国杂技后继乏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很多体制性的问题。以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为例，杂技团在转企改制之后，过去事业单位提供的那种保障被新的企业化制度所取代，会让杂技演员觉得没有依靠。

    “以前是职工，有编制，生老病死都是单位的人。现在变成合同制了，签3年合同，3年之后不签就不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他感觉没有保障了。”郭云鹏解释说。

    在郭云鹏看来，文艺院团改革不仅对杂技，而且对其他文艺院团的人才接续都会产生影响。“文艺院团很多都是‘青春饭’。我老了之后没有机会上台演出了怎么办？哪有那么多地方让你去当老师？”

    “为什么体育能发展得这么好，是因为国家对他的重视和投入。”郭云鹏说，如果国家能从体制上作出一些改变，杂技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像我们一直呼吁把杂技纳入高等教育，设立专门研究杂技的研究院。”

    业内盼专门法规保障杂技演员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杂技作为一个高危行业，国内目前却没有针对杂技演员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2008年年底，曾有媒体报道“国家将在2009年出台有关法规，就杂技演员从业年龄、伤残保险等问题作出规定，以保障杂技演员权益”的消息，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

    据吴文亮透露，在杂技训练中出现意外受伤是“难以避免的，就看伤出在谁身上”。而目前关于这一块的保障，则主要靠相关单位的自觉。

    “在我们团，如果是演员演出或训练中出现问题，演员除了社保之外，其余的部分单位给添上。”吴文亮说，“像私人团就没有这种保障。有个私人团，演员(出意外)死了，团就解散了。没这个团了，你找谁去(赔偿)？”

    齐志毅同样苦恼于相关法规的缺失。

    “杂技是‘高危行业’。我们要求老师教学要投入，安全设施要到位，但仍然难免出现学生意外受伤的情况，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齐志毅告诉记者，有时碰到学生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家长跑到学校又吵又闹，甚至用一些手段威胁学校。

    “虽然给孩子们上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学校和家长协商(赔偿)，这个很困难。学校财政上又没有这部分钱。我在办公室天天担心，千万不要出现伤残事件。因为找不到很合适的渠道解决这个问题。”齐志毅说。

    学校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入学前跟家长说明白，让家长有思想准备——杂技是肢体艺术，很难免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再签一个协议。根据协议，如果出现伤残事故，学校会退学费，然后学生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该陪多少就赔多少。

    齐志毅希望国家可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政策，能够在出现学生意外伤残的情况之后，除保险公司赔偿之外，由国家或地方财政补贴一部分钱给家长。

    这或许很困难，齐志毅坦言，但他还是希望国家能够针对像杂技这种具有危险性的教学活动出台相应的法规或制度，以便解决问题的时候能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他还表示，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进行扶持，鼓励学生从事杂技艺术。

    “比如给学生补贴，鼓励杂技进校园，鼓励杂技教育的普及。”齐志毅说。

    有订单没演员

    而对于眼下的杂技市场，吴文亮表示“还可以”——常常是有订单，没演员。

    吴文亮说，吴桥杂技团的大部分演员目前都在国外演出，像美国、西班牙都是吴桥杂技团的传统演出市场，其中西班牙是去旅游胜地，美国则是巡演。而小部分在国内轮换的演员也会接一些国内的单子。

    “从目前来看，大型演出因为大风气的变化，需求确实少了。但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去娱乐场所、去景区的多了，现在好多旅游景点都要雇人(表演杂技)，所以市场需求还是不错的。”吴文亮说。

    郭云鹏同样表示，目前从市场运营情况来看，国内杂技行业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在国外，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杂技在各艺术门类中“出口创汇”也是最多的，有时占到八成份额。

    “现在很多人觉得很多年没看过杂技了，但其实并不是杂技衰落了，而是演出的形式变了。”郭云鹏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马戏大篷曾经是中国杂技走向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但由于成本等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消失，被另外一种演出形式剧场取而代之。

    “现在北京天天也有杂技演出……观众多是游客，把它当成一个游艺的项目来看。”郭云鹏解释说。

    郭云鹏也坦言，如今娱乐形式的多元化也分流掉了很多杂技观众。从2002年起，他曾多次跟随同一个马戏团在挪威各地的巡演，明显感觉到观众上座率在不断下滑。“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杨双印也持同样观点。他特别提到，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像歌舞等逐渐增多休闲娱乐方式就曾一度给杂技大篷带来冲击。而如今各种媒体形态蓬勃发展，年轻人的兴趣转向网络，杂技自然受到影响。

    “杂技还是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它自身也会进行调整。比如成为高收入行业，可能大家就都来了。”郭云鹏表示，自己仍看好杂技发展的前景。

    而在吴文亮看来，杂技行业前景堪忧。“没有人你怎么发展？”他抛出一个反问。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楠为化名)

    看不到他们的保障 ——对话《杂技与魔术》杂志主编高伟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法治周末：杂技属于高危行业，但据了解，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杂技演员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高伟：是这样的，包括制度性的东西也不完善。因此可以考虑杂技作为高危行业的特殊情况，制定一个权益保护制度。现在，杂技后继无人的情况已开始显现。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杂技，一方面是苦，一方面就是看不到背后法律的保障。

    就这一点而言，应该引起社会或政府层面的重视，就是怎样保障杂技演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杂技演员到30岁左右表演不了时，他的未来生存怎么解决？职业发展怎么解决？靠杂技演员个人解决是不现实的，杂技团也只能尽力而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健全法律法规，在人身安全、未来出路等方面为杂技演员提供法律保障。当然，杂技教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法治周末：你怎么看当下的杂技教育？

    高伟：目前，杂技教育缺少全国统一的教材。全国有几所正规的杂技中专学校，它们都有自己编写的教材，教法相对科学。但是像杂技团就不太好说了。杂技需要通过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训练。因为杂技是从过去传下来，师傅教徒弟——我怎么练的，我教给你，有很多东西是不科学的。

    很多年前杂技界就呼吁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杂技教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来训练。如果老师懂得科学的方法，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受伤的几率低，动作也规范。像舞蹈、体育有规范的要求和标准。杂技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借鉴舞蹈、体育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训练。

    法治周末：国内杂技教育的层次也不是很高。

    高伟：现在杂技教育只到中专，我们也在呼吁成立大专以上学历的杂技专业院校，或者哪怕是在大学里设置杂技专业或者学科，通过它来制定规范、科学的杂技训练方法和通识教育并普及到全国，这样就能够把全国杂技教育的水平带起来。最起码杂技演员有了大学文凭以后，将来离开杂技团去做其他的事情也会有底气一些。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杂技教育的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高伟：一是如果建立杂技大专院校不好解决的话，就由政府出面组织编写一套全国通行的科学规范的杂技教材。统一规范的教材、教法以及良好的正规教育，对于学生的吸引力也会更强。二是在大专院校建立杂技学科或成立杂技院系，使杂技教育跃上新的台阶。三是成立杂技艺术研究院所，加强杂技理论的研究。中国杂技虽然得了很多金奖，但没有理论的支撑就会制约它未来的发展。杂技艺术研究院所的成立可以促进杂技理论水平的提高。

    法治周末：在杂技传承方面，你认为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伟：有些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会被淘汰。过去在旧社会有的演出确实很吸引人，但它对人是有伤害的，或者说是残酷的，这种东西逐渐就会被淘汰。有的杂技技巧、杂技项目可能目前不适宜在舞台上演出，但有传承下去的价值，未来经过创新改编它又可以走上舞台，这样的东西目前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这就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比如提供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自生自灭(的话)肯定是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