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以法治改革调整利益关系重在改革政府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主题聚焦在法治建设上，这是我国改革历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在我国进入到利益多元化的阶段，面对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不仅需要利益诉求和利益协商机制，更需要抓住利益冲突的关键，消除利益失衡的体制因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成为一个客观现象。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利益关系多元化势必带来利益矛盾甚至利益冲突。包括劳资冲突在内，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但是，利益冲突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和谐。从利益冲突到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中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利益冲突的处理。如果面临利益冲突时缺乏统一的规则、公立的裁决、有效的协商，那么利益冲突有可能转化为群体冲突和社会冲突。因此，在我国进入到利益多元化时代，各级政府的思想也要进一步解放，不要回避利益冲突的现实，不要视利益冲突为洪水猛兽，不要对利益冲突如临大敌。承认利益多元，承认利益冲突，是利益多元化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此外,我们在看到常态化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利益失衡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比如，我国的城乡差距尽管有所缩小，但仍在高位；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与利益冲突不同的是，利益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固化。这是建设有活力的市场和有活力的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现实情况看，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也有两种思路。一是斗争式的，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反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方面的社会思潮也并未绝迹。二是法治式的，通过法治来调整利益关系。核心是承认合法利益、杜绝非法利益、构建利益协调的平台，实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动态平衡。应当说，两种方式各有侧重。在利益冲突已经失控的特定阶段，前一种调整利益关系的方式是有效的。但从中长期看，从利益调整的常态看，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还是需要依靠法治，依靠规则，依靠协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法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通过法治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是改革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利益冲突、利益失衡不足为奇。只要有公平的规则、健全的法律和协商的平台，有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我大发展，这些利益冲突都有得到解决的可能。但如果政府介入到利益失衡中，甚至成为利益冲突和利益失衡的原因，事情恐怕就会复杂化。从过去几年引起全国关注的群体性事件看，某些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对利益冲突过于敏感，不仅没有协商利益关系，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我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本应成为相对超然独立的利益协调主体的政府，反而深度陷入到利益冲突中，成为利益冲突的主体。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

    通过法治调整利益关系，关键在于约束政府，在于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这就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主体退出，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从具体微观事务退出，强化宏观职能；从政府自身利益退出，强化公共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包括行政审批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客观上加快了政府的转型，其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的效应已经在逐步显现。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通过政府转型，发挥政府在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中的作用，迫切需要在法治化上破题：一是正在推进的改革，包括负面清单在内，需要制度化和法治化，要把市场和社会主体“非禁即可”和政府“非授权即禁止”的思想和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二是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克服经济领域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主要负责一般民商事案件与治安刑事案件、家庭婚姻继承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三是把政府的公开透明作为法治化建设的核心，真正构建起约束公权力的“笼子”，防止政府越位成为利益冲突的主体。

    可以预期，如果我国在法治化改革上取得突破，把“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事”这句话真正做实、做细、做深，就可以找到一条化解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演变成为社会冲突的有效路径，由此也为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比较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匡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