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绕不开的公证：高收费是否合理？

　　尽管北京市公证协会日前已经完成公证信息管理平台的模拟运行，预计年内实现联网，一定程度上将为公证的办理提供便利，但少则百十元，多则数万元的公证费依然让许多人觉得花得冤枉。

　　读者质疑

　　“公证一下就2万多元，够交多少年暖气费了！”

　　最近，83岁的柳奶奶遇到一桩烦心事。去年老伴过世后，留下一套两人于2003年共同出钱购买的位于三里屯附近的两居室。由于之前希望集中在一个单位报销暖气费，只在房产证上写了老伴一人的名字。如今，柳奶奶要想改在自己单位报销，必须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到了房管局，柳奶奶被告知需要进行房产继承公证。

　　公证处工作人员给柳奶奶算了算账，“目前四环以内的商品房最低可以按照2009年的计税价25907元每平方米来计算，乘以房屋建筑面积110平方米，大约285万元，也就是受益额。根据去年10月最新公布的收费标准，受益额2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1.2%收取，也就是2400元；超过20万元不满50万元的部分，按1%收取，也就是3000元；超过50万元不满500万元的部分，按0.8%收取，也就是1.88万元，公证费加起来总共2万4左右。”

　　这个数字让柳奶奶吃了一惊，“我跟老伴儿一起买的房子，现在从他的名改成我的名，就要多花2万多？”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安慰柳奶奶，“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如果按照实际市价，可能要翻倍呢。要是在去年10月调价以前，统一按2%收取，得要5万7呢。”然而，这样的解释丝毫没有让柳奶奶觉得舒坦，“就算2万多，也够交多少年暖气费了！”

　　柳奶奶不甘心，又咨询了多家公证处，可惜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公证处的收费标准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发改委、物价局等部门统一制定的。”位于朝阳门附近的方圆公证处大厅墙上，便挂着这样的收费标准，同样的条目，也出现在中信公证处的网站上。

　　像柳奶奶一样为公证费头疼的人每天都有。据报道，仅在2013年，全市25家公证处办证量就达80多万件，而业务收入更是首次突破5亿元。

　　在公证处咨询的王先生也在为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纠结。尽管王先生目前是唯一继承人，但由于房产证上只有父母的名字，想要卖房的他还是被要求先进行公证。“刚一问，算下来怎么着也得将近2万了，总觉得这钱花得冤枉。自己家的房子顺理成章继承，为什么非得让公证处插一脚？房管局跟公证处是一伙的？再说了，不管房子值多少钱，公证处做的事情不都差不多吗？一个章盖下去就要上万，这么收合理吗？”

　　查问

　　“不是公证惹的祸，而是房价惹的祸”

　　“很多人对公证的理解可能就是盖个章而已，觉得是无成本的。事实上，在出具公证书之前，他们必须进行审慎的核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钢举例称，“比如，即使我个人知道这个杯子是你的，但由于公证机构出具的文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还是必须找到相应的证据。再比如，有的当事人已经八九十岁，按常理判断，公证人员也知道他的父母应该已经去世了，但在做公证时，不能只听当事人说，还是要有相应的调查去证明这件事情。”

　　而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主任王士刚看来，每份公证书背后，更是沉甸甸的一笔账。“在公证方面，定什么价格都会有人觉得高，收得再低也会被认为不合理，总觉得我们已经拿了国家的钱，还要再收老百姓的钱，可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改制以后，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行政机关变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国家不仅不拨款，我们还要给国家交税，公证处的所有开销只能靠自己解决。”

　　其中，房租始终占“大头”，“目前租金每年500万，但这边很快就不让我们再租了，找的新地方最低也要每年1000万。”除此之外，无论是日常运营中的电费、网费，还是核查过程涉及的交通、餐费，都是每月必须面对的支出。“单单是档案管理，在外面租的库房一年就要四五十万，更别提还要养活公证处的文书制作等一批工作人员。”

　　相比起这些成本而言，王士刚更担心的是风险。“目前所有涉及产权转移的经济类公证都是按标的价值收费，例如买卖、赠与、继承等，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公证处是要承担相应民事赔偿的。之前就有公证处因为未能识别出当事人作假，最后被法院判决赔偿120万。理论上来说，公证处有权向作假的一方追责，可上哪儿去找当事人呢？办完公证以后，人就消失了。而公安机关认为这种行为不属于诈骗，难以定罪的结果是实际追偿很难实现，出了事通常只能由公证处自己来赔。”

　　高风险带来高收费？袁钢觉得另有缘由，“十多年前，财产方面的公证也是按标的价值收费，人们并没有多大异议，而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质疑越来越多，其实是因为房价飙升。所以这不是公证惹的祸，而是房价惹的祸。”

　　“即使在北京，一些小公证处都快活不下去了”

　　至于社会上呼吁已久的一律按件收费，王士刚觉得未必就如想象中合理有效。“以房产继承为例，由于房产价值差异很大，如果按件收费，定一万块钱肯定有人不干，甚至一千块钱都有人嫌贵。而对公证员来说，如果价格太低，付出跟收入不能对等，可能就会选择不受理，最后大家都不愿意做，也解决不了问题。”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公证机构是在帮一些行政机关规避风险，“国家是否可以考虑购买服务，让老百姓只出一些成本费即可？”

　　自从改制，公证处便似乎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没有国家拨款，却要执行统一定价；在外人看来是“公家人”，实际却像企业一样运转；老百姓对高收费诟病已久，公证员却为低标准叫苦不迭。

　　“说句实话，即使是在北京，也有一些小的公证处都快活不下去了，外地更是有很多面临运营困难。”袁钢表示，“如果把公证机构彻底放开，跟律师事务所一样变成纯粹的社会中介机构，大家可能还觉得好接受一些。”而身在其中的王士刚更是直言，“如果国家愿意把我们收回去，还像公务员一样给我们发工资，那即使是公证费全免，我们也会做，总比现在压力重重要好。”

　　王士刚所说的压力往往与业务量直接挂钩。“现在的业务量总体来说是多了，但实际上国家给的业务全部在一点点减少。一种是因为‘不用办’，例如赠与，从7月份开始不再要求办理公证。另一种是因为‘不敢办’，以前遗嘱是一个大项，但因为风险太大，现在很多公证处都不愿做。”对于公证处的前景，王士刚并不乐观，“即使是现在接的证据保全、赋予执行效力等业务，也可能在下一步受到冲击。可以说，整个公证行业处在人人自危的状态。”

　　观点

　　如果有完善的系统可以查……

　　如此进退两难，公证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公证是预防纠纷的一种方式，”王士刚谈到，“以房产继承为例，一个子女向房管局提出要继承，那要审查合法继承人都有哪些，否则，很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一旦爆发出来，就很可能要去法院打官司，以后打官司的越来越多，而法官的工资是国家在负担，这样一来社会成本会增加很多，等于要把费用摊到所有纳税人头上，更不合理。”

　　但在袁钢看来，公证并非都有必要。“现阶段，社会对公证的一些需求还跟制度缺失有关。目前社会诚信制度，包括不动产登记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些行政机关只能利用公证的法律效力去规避风险。而如果有完善的系统可以查，那干吗还要找公证？以后真正实现各个部门的个人信息联网，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证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