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恩”征文：恩师永远铭记心中

恩师永远铭记心中

　　第一次见到杜殿坤老师是在1980年的秋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报到时，我坐在休息厅里，看到两位男老师从人群中向我走来。走在前面的一位老师中等身材，大约40多岁，眼睛高度近视，穿着藏青色中山装。他走到我面前，温和地问：“你是李吉林老师吗？我是杜殿坤。”　

　　“杜殿坤？！”这是我早已铭记在心中的名字。我读的苏霍姆林斯基的《给老师的建议》，它的译者就是杜殿坤。真没想到在这儿认识杜老师，而且他主动来找我。杜老师接着介绍说：“这位是胡克英先生，中央教科所教学论的专家。”　

　　“我看到你的文章很高兴，你应该形成自己的小学语文教学体系。”杜老师微笑着说。　

　　“我还能有自己的体系？能形成吗？”这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只是想自己教的语文让孩子学得生动活泼、学得有趣，教学质量高，就很好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奢望。　

　　杜老师更明确地说：“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学生的一般发展。”“为了学生的一般发展。”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富有新意，而印象又如此深刻的一句话。　

　　现在，我很懊恼当时没有笔录或用录音机把两位大师的话记下来，但给我的感觉是：我遇到了恩师，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使我看到美好的前景。　

　　此后我每年只要到上海，都会去拜访杜殿坤教授。杜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我常常带着问题向他请教。杜老师穿着朴素，我没见他穿过西装、打过领带，高度近视的双眼显得深沉而温和，让我敢于接近他。他见我来了，总是微笑着接待我，没有多少寒暄，很快进入主题，有时索性解下手表就像给研究生上课一样。　

　　杜老师真是诲人不倦呀！尽管我们因邂逅而相识，但他对来自一线的小学老师如此热情帮助，真令我感动不已。他总是及时肯定我的研究方向，说它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在他的谈话中，他一直强调儿童发展、儿童的“一般发展”、儿童的“特殊发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比较早地形成了教育的新理念，那就是“一切为了儿童的发展”。我的情境教育的坐标也随之鲜明地确立了起来，并指导我将情境教学发展为一种发展性的教学。　

　　儿童发展理念的形成，促使我的文章有了一定的高度和新意。此后，杜老师还常常把苏联的合作教育、和谐教育，翻译了还没有发表的译稿首先就寄给我，使我可以得到最新的国外教改前沿信息。　

　　记得有一次杜老师特地对我讲：“最近我们华东师大学报上介绍了一篇关于‘场论’的文章，你可以找来读读。”“场论”的种子由此播撒到我思想的园地里，此后，我十分关注“场论”的相关资料。数年后，我读到美国《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感悟到我在课堂上创设的情境，这种在师生情感交融中的“有我之境”，实际上就是一个“场”。　

　　我在1986年写的《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一书中，就谈到“情境的创设激起儿童的情绪，使儿童纯真的情感参与学习活动。这样，主客观的融合，智力、非智力因素的互促，使整个情境形成一个多向折射的‘心理场’”。后来经过整整10年的研究，在实践中进一步感悟，我揭示的“心理场整合原理”成为情境教育基本原理之一，即情境教育利用心理场，“使儿童的生活空间不再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生活空间”，“儿童进入这人为优化的情境，其力度、真切感和美感，都足以影响儿童的心理世界，进而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向着教学目标推进的‘力’，从而在顿悟中改变认知结构乃至心理结构”。　

　　情境教育始终把教育与儿童的发展统一起来。我提出的“着眼发展，着力基础”正是情境教育这一思想最明确的体现。这种发展观正是杜老师的引领，结合自己的探索一步步向前发展。能得到杜老师的指导，我觉得我很幸运，也非常珍惜。　

　　我的第一本专著《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是请杜殿坤老师给我写的序。他在序言中说：“我相信，只要作者继续抱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达到新的高度，那么，一种新的教学理论或者新的教学流派终究会出现于我国教育科研的百花园里。”　

　　我用实际行动感恩、怀念杜老师。如今情境教育的喜人态势正是杜老师所希望看到的，我多么想告慰在天国的他。　

　　杜殿坤恩师，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李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