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异化成公知，可悲

    中国学者的研究立场同国家政治路线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学者在舆论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知识界长期的实际争议。这些争议的深层所指都是“政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老问题,舆论场上这些年争来争去的东西实际多围着它们打转。

    王伟光讲话的这些内容不仅在社科院有针对性,在其他不少社科类教学和学术机构里,这样的话要是讲出来,大概也有可以被猜“就是指他们”的一些人。平心而论,这些年的社科院在这方面算不上很吸引眼球。

    中国的确需要学术自由,也需要舆论的活跃,学者解放思想有所作为是受到这个时代鼓励的。这一切应当与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整体上的契合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也应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甚至常识。改革开放快36年了,几经摸索摔打,这样的认识成果应当成为一个成熟的苹果,而不能继续是一只传说中的仙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把个人追求同国家使命主动结合的那些人。无论自然科学界,还是社科界,概莫能外。今天广受尊敬的那些大家,大多在国家倡导的方向上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些热衷反主流行动的学者,迄今为止,他们大体处在知识界主流板块的缝隙之中,他们的实际社会角色很不稳定。如果中国的国家道路长时间延续下去,他们就没有可能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成为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近年来的正面研究很少。舆论场上最突出的记忆和印象几乎都是反面的,争论这个问题的参照标准,也主要是西方社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警句名言”。比如中国不少人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而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异化成“公知”,他们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先于他们理论上的正面影响得到喷发。

    关于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立场,一些“公知”有着堂而皇之的宣示。他们不顾中国的现实,把国家强行解构成党、政府、人民等彼此对立的元素,并声称自己站在其中的“人民”一边。“人民”的名义遭到前所未有的滥用。这些人不仅立场偏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且他们的思想方法严重背离实事求是。他们有些人经常靠喊民粹主义口号吸引人气来掩饰自己的空虚。

    真正有大成果的知识分子,没人对政治上标新立异感兴趣。那些发表奇异政治观点、喜欢做“舆论反对派”的人,大多水平一般,或者不想再搞辛苦的业务研究,想在功利上走捷径。当然,我们承认,这种价值领域的庞杂现象已经获得多元时代的生命力,社会大概需要重新摸索针对它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