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户籍改革算成经济账

    许多媒体人采访我时提到这样一套理论:一个农民要实现市民化,需要8万元甚至更多的投入,到2020年前让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需要8万亿的资金投入。因此,“钱从哪里来”是个严峻问题。许多媒体人甚至普通公民都不无担心地问,各个城市真的准备好了吗?

    由此我联想到本世纪初的另一说法,当时某研究机构分析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人口城市化率增加1%,GDP相应增长3%”的结论。一些人据此提出,城市化应成中国的第一位支柱产业,只要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GDP增长“保七争八”轻而易举。

    我们当年的质疑声音单薄但依据很充分:政府可以把汽车、住房甚至城市化作为支柱产业,但勉强脱贫的城乡居民哪有余钱剩米来购买这些产品、支持这些产业?40多年的低工资收入格局使一家三代“挤挤一堂”的现象比比皆是。

    可有了上述理论支撑,以住房制度改革名义鼓动起来的造房运动遍及全国。不过几年,土地、住房价格轮番翻番,各级政府钵满盆满,工薪阶层望房兴叹,漂流一族“逃离北上广”。房地产、城市化几乎成为可能随时引发经济风暴、社会骚动的定时炸弹,要不是祭出限购这个行政调控利器,政府的房价调控恐怕仍是“空调”。

    在房地产买卖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儿,恰巧国务院新一轮户籍改革政策出台,于是媒体马上追问,这是不是在为岌岌可危的房地产解困?我认为“不是,不可能是”,其依据不来自书本和官方,而来自民间:贪大求快的造城运动几乎掏空了许多城镇居民一生积蓄,中国农民近十年增收微弱,政府即使想通过让人进城的方式迅速拯救房地产,但,农民还有余钱买吗?

    十多年里同一机构得出城市化“大大利好”和市民化“包袱沉重”这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心里究竟想什么?加速城市化但放慢市民化?这个判断一旦形成,我有些担心,更有些愤懑:“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造成两三亿农民离乡背井,数亿人在压力和诸多制度歧视夹缝中生存,希望改善处境,专家学者、公知们知道吗?

    中央政府看到问题严重而且长期积累因而极易爆发,因此开辟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开启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新潮,目的不在刺激经济而在安定人心,是社会政策、政治谋略而非经济考虑、盈利模式。如果提出1亿农民市民化包袱沉重理论的这些人,进一步提出“加速城市化而拖延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的话,近在眼前的民生幸福就可能“口惠而实不至”! ▲(作者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