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贪官雅好催生雅贿 因隐蔽难定罪

    本网讯  近来，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落马，“雅贿”一词成为焦点。记者从西城检察院获悉，官员的“雅好”促使“雅贿”的形成，这种贿赂比现金贿赂更加隐蔽，取证、认定、判决上都存在难度，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建立专业鉴定机构，加大“雅贿”反腐力度。

   案例

    同一受贿画作价差10倍

    西城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张艳丽曾办理过一起“雅贿”案件——某国企高管王某被举报多次向施工单位索贿。

    王某年届六旬，在单位中手握工程验收大权。李经理的单位曾遭遇过索贿，他告诉检察官：“他不收钱，只爱字画。”

    2006年，李经理所在的建筑公司中标王某所在国企的综合楼装修工程，工程造价800多万元。当时，相当于工程总指挥的王某，总在具体环节上刁难李经理，比如拒绝验收、拖延结算。“我明白他是想让我‘表示表示’。”李经理说。

    一次在工地上，王某直接拉着李经理，把话挑明：“我喜欢刘大为(军旅画家)的画，听说你认识部队的人，能不能帮我搞一幅，不用大，斗方就行。”

    李经理四处托人，终于搞到刘大为一幅四平方尺的画，画作没有装裱，画中有一黑一浅两匹骆驼，一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人骑在黑骆驼上，画上写着“千里之行”四个字。王某很喜欢这幅画，后经荣宝斋鉴定，确认真迹后，就装裱起来挂在卧室。二人关系因此“融洽”不少，此后李经理的公司还顺利拿到国企的其他工程项目。

    随后，王某又向李经理提出想要一幅崔庆国的《牡丹图》。“我实在找不着，只能弄了幅假画。”李经理说，送字画比送钱困难得多。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王某家中卧室起获《千里之行》。检察机关委托西城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画作价格，估价为30万元。据此，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按照30万元的估价，王某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

    庭审时，王某对作价提出异议，法院重新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画作价格严重“缩水”，仅为2.8万元。王某也因此仅被判处缓刑。

    其实，近两年字画拍卖市场中，刘大为的画作受到“热捧”，成交率保持在70%以上。去年，刘大为的《古代人物六帧》以150万元起拍，最终以210万元的价格落槌，今年，尺寸为145×365厘米的大尺幅作品山水画《天山迁徙》更以1058万元成交。

    张艳丽表示，“雅贿”价值认定难亟待解决。

    “雅贿”模式

    表面高雅 实为钱财

    真有“雅好”者少，附庸风雅者多，很多官员接受“雅贿”后，还是要换成真金白银。司法机关总结出“雅贿换金”的三种常见模式。

    “假拍卖、真行贿”：拍卖会上，一些字画(甚至是赝品)起价远远高出市价，但很快有人买走。后经查，“藏宝人”是官员，而买者则是行贿方。

    “授予名誉头衔，赠送评审费”：各种“雅好协会”请现任领导或退休领导加盟挂帅，然后赠以“劳务费”“评审费”。这种行贿模式，以“名誉”满足官员的“优雅虚荣心”。

    领导题字，收取润笔费：领导一支笔，即可换来高额“润笔费”，也将以受贿罪受到刑罚。

    律师

    官员“雅好”催生“雅贿”

    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认为，无论是“雅贿”还是“俗贿”，其根源都在于公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运行不透明、官员财产不公开这三大原因。

    “‘雅贿’貌似披上文化的外衣，但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戴福提出，贿赂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最初，官员仅是贪钱；钱有了，又滋生出“性贿赂”；如今，很多官员想给自己增添文化气息、装扮成贵族，自然有了“雅好”，行贿人投其所好，贿赂物变成了古玩字画。

    除减少和铲除滋生贿赂犯罪的条件和土壤外，戴福呼吁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实现官员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才能有效遏制贿赂犯罪。

    检察官

   “雅贿”隐蔽 定罪三难

    张艳丽总结，办理“雅贿”案件有“三难”：取证难、认定难、判决难。

    张艳丽介绍，金钱有走向痕迹，例如汇款、消费，只要找到这些痕迹就能确认受贿事实，但“雅贿”多为实物，便于藏匿。“‘雅贿’涉及很多小物件，例如珠宝玉石、手把件之类的，如果嫌疑人把它们藏起来或转移，公安机关很难获取，如果没有这些实物，即使行贿人指控，也没有物证，更不能作价。”

    由于缺乏法定鉴定机构，不同鉴定机构对艺术品的鉴定结论差异很大，导致判决结果也出现极大变数。“王某的案子就是例证。”张艳丽说，目前对于字画鉴定、特别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缺乏法定鉴定机构，很多鉴定机构都是委托专家进行鉴定，对于字画的真伪、价格，不同专家有不同主观考量，造成鉴定结果不同。

    张艳丽建议相关部门成立专业的鉴定机构，并对从业人员制定鉴定标准，两高也应出台配套司法解释，积极打击更加隐蔽的“雅贿”犯罪。

    即使找到物证、鉴定出价格，被告人还有可能利用“我不懂行”的说辞脱罪。“被告人否认主观犯罪故意会给审判带来一定困难，但结合具体证据，还是可以认定罪行。”张艳丽说。

    可如果被告人收受的赝品价尚不到受贿罪5000元的起刑点，可其已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这种情况该如何判决？张艳丽认为，这值得相关部门研究。记者 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