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背后深意

　本网讯  “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5个方面更能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广泛性、丰富性,广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和危害因素、保障体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

　　对话人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主任、《国家安全学》作者　　　　　刘跃进

　　《法制日报》记者　　　　　　范传贵

　　对话动机

　　4月15日上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在讲话中首次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人民安全”放在第一位,这被广泛认为显示出中央将人民安全视为最重要的问题。权威专家在与《法制日报》记者对话中表示,以民为本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最大亮点。

　　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

　　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它?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强调当代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

　　我留意到一些媒体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及的“11种安全”对应起来,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

　　我认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5个方面更能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广泛性、丰富性,不仅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超出了“11种安全”,而且还超出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范围,广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和危害因素、保障体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

　　以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为例,我仔细统计过,其中提及的“安全”就有19个。

　　记者:如此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变得十分宽泛,这对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指导性作用如何?

　　刘跃进:我认为这将更有利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有利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治理。

　　之所以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因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只有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科学而准确地反映国家安全现实,也才能科学而高效地指导现实的国家安全工作,促进现实的国家安全治理。

　　记者:您怎么评价“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新提法?

　　刘跃进:总的来说,中央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地认识当今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现实,有利于国家安全实务部门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地从事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工作,处理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事务。

　　国家安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记者: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央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决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至此,我国就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的国家安全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沿革和发展?

　　刘跃进:可以这么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并在后来多次强调的“构建”或“健全”“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及“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落实和发展。

　　虽说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都曾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国家安全,但只有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安全问题,并首次提出要“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把相关提法概括成“健全国家安全体制”八个字。2012年十八大时,相关内容与“国家安全战略”合为一体,被表述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至此,“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成了一个最准确的表述。

　　记者:习近平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具体是什么样的?

　　刘跃进:对于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学界政界都有过不同的概括与论述。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针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习近平同志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概括是: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概括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正是因为对形势有了这样的认识,习近平同志才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何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记者:在提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怎么理解这样的描述?

　　刘跃进: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到一句话:“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这两段话充分论证了国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看,这在事实上确定了一种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本国家安全观”。

　　由于只有国民安全才是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那么无论是政治安全和政治安全活动、经济安全和经济安全活动,还是军事安全和军事安全活动、文化安全和文化安全活动、社会安全和社会安全活动以及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活动,相对于国民安全来说,都不具有宗旨性和目的性地位,都不过是实现国民安全这一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措施和不同手段罢了。

　　记者:如果这么理解,剩下四句话的重要性该怎么理解?

　　刘跃进:“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是说政治安全和政治安全活动是实现国家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根本性措施和根本性手段；“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是说经济安全和经济安全活动是实现国家安全及其核心内容国民安全的基础性措施和基础性手段；“以军事、文化和社会安全为保障”,是说军事安全和军事安全活动、文化安全和文化安全活动、社会安全和社会安全活动,都是实现国家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保障性措施和保障性手段；“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则把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活动看作是实现国家安全及国民安全的一种外部依托。

　　事实上,它们在国家安全体系中都占有自己独特的重要地位。但是,它们无论多么重要,也没有国民安全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