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司法局原副局长辞职 曾举报局长贪腐

本网讯  “反腐英雄？反个啥！能反得了吗？哪个吃多了会随便去反腐？英雄都是逼出来的！”在北京五四大街附近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穿着米色西服、戴着拉丝眼镜的廖曜中深吸了一口烟，“很多事情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并不真实。”

这位湖南省衡阳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发出的感叹，与他此前在舆论中被塑造出的形象有很大不同。2011年10月，因为坚持人事安排的正当程序，他与时任司法局局长万春生发生冲突并大打出手。此后，他以近乎“犯忌”的方式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公开举报万春生存在“贪腐”问题。近日，一则关于他辞去官职转行做律师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在廖曜中的新浪微博上，一些粉丝用“胆气豪”赞赏他的去职。

然而，在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几次深入交流中，廖曜中展现出了不为人知的复杂一面。

“水至清则无鱼，在官场里像堂·吉诃德那样？怎么可能？我本身并不是那种人，我也不想把自己打造成那个形象。”他站起身来，诵读起自己请辞公务员身份的申请书：“为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精简公务员队伍、提高行政效率的精神，本人经慎重考虑，辞去现任职务、职位和公务员身份。”

“很多人把我当作官场上的另类，但其实我是善类，我连辞职都希望保持好的姿态。”44岁的廖曜中显得苍老憔悴，他开始谢顶，两鬓也已经有了白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身不由己。”他说。

出身贫寒的廖曜中曾经对从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1992年，他考入中央党校成为一名法学研究生。毕业求职时，他期望中的岗位是省委办公厅等几家实权单位，原因是“可以跟领导密切接触”。

阴差阳错，他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共衡阳市委党校，对此安排并不满意的廖曜中曾几度寻求通过考博完成命运转变。2005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宪法与行政专业在职博士。两年前的2003年9月，33岁的廖曜中通过湖南省公开选拔干部考试，成为衡阳县最年轻、也是学历最高的副县长。

但他认为，任职副县长的4年，几乎成为他仕途生涯中的一个梦魇。

首先困扰他的，正是曾经帮助他取得成功的书生气质。“你这个书呆子！”一个市委领导曾经用这样的评价表达过对廖曜中的不满。他的妻子华亚萍说，廖曜中并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这个人说话比较直”。

有一次，市委领导亲自下到县里听干部们对当地《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结果，人家说的都是这也好，那也好，只有廖曜中冒出来说：“这个大体上是好的，但是文字不通顺，连标点符号都打错了。”

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让廖曜中懊悔至今，“我本来不想说，但实在忍不住，又说了。”

直到今天，廖曜中仍然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遗憾不已。“恭维是一种本事啊。我掌握不熟练，学不很来，领导就不怎么喜欢我。但我确实很希望，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但还是学不会。”他站起身，踱了几步，又强调道：“是还没学会。”

对这个有着强烈仕途理想的高才生来说，他要面临的挑战不止于此。

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廖曜中曾提到，自己在就职副县长期间曾“亏损”了十几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作“人情往来”。“哪个官员家里有红白喜事，你要参与的吧，硬着头皮也要拿钱，实际上大家是千方百计借助这个机会去拉关系。”廖曜中说，县里的人都知道自己没钱，甚至有领导会直接提醒自己的妻子，“在选举问题上你老公要注意”。

事实上，作为很有机会进入县委常委的年轻副县长，廖曜中不是没有机会“搞些歪门邪道”，曾有老板愿意出50万元“资助他”。对“甘于清贫”的原因，廖曜中讲了三点：一是自己“学法律出身，还是怕有风险”；二是“心理上有障碍，收了钱就相当于把自己卖了”；三是觉得自己“实打实的条件好一些，在省里也不是没有关系”。

他否认了“理想主义”这一判断，“像海瑞、包拯这样的形象肯定是掺了水分的，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人我都是怀疑的。”

“你明明知道需要这个东西，但确确实实没有，这就很痛苦。”坐在床上，廖曜中伸出了食指与拇指，做出了一个捻钱的动作，“你在官场上对这些事情不懂吗？那你还当什么官。我要是真的冒个险，提着钱去搞，肯定能搞成的，就算在这个县城搞不成，在那个县也是能搞成的。”
    廖曜中承认，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在新浪微博上，他转发的新闻大多与“反腐”有关，连他的微博头像所用的照片都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我是王岐山的崇拜者，这的确跟我过去所处的环境有关。”廖曜中说。

2007年10月23日，廖曜中调任衡阳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廖曜中曾对媒体谈及他被调走的原因：因一个案子不符合法律程序，分管法制办的他建议撤案，但领导希望维持，最终廖曜中拒绝签字。但当记者再次就这个问题询问他时，廖曜中的回答则是：“那都是小事，没有什么意义，根源性的东西是讲不出来的。”

“你说跟我的性格有关，也许是。但性格比我差的多了，胆子大的一下子就上去了。”廖曜中欲言又止。

调到司法局后，廖曜中分管的业务是法律援助和司法干校。据一位司法局干部介绍，这些分管业务在局里来讲是“靠后”的。在与廖曜中共事的4年多里，有两件事给这位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廖曜中初到局里上班时，经常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直到两年后才偶尔开一辆“福特”小汽车，这与有些局领导所乘坐的“丰田霸道”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有件事是，一次年终评先评优时，廖曜中曾发牢骚：要严格依据标准评干实事的人当先进，而不能搞平衡照顾的“小圈子”。

另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则评价廖曜中，文笔很好，固执又清高，但在经营关系方面不是强项，“仍然是棱角分明的人，很骨感，单纯，不复杂”。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廖曜中会摊上“局长互殴”事件，并因此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正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廖曜中才开始被舆论贴上“官场异类”的标签，这部分来源于他在那次冲突发生后的表现，他不仅公开面对媒体，甚至明确表态“自己进入官场就是为了研究腐败，反腐败”。一时间，在各大论坛的帖子里，他成为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讲正气讲正义”的好官；他也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并迅速拥有了数以万计的粉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知晓他的事迹，并期待他可以为自己鸣冤。

3年后，再次提起往事，廖曜中选择将更为真实的情况和盘托出。

“什么理直气壮地做一回顶天立地的人？你做个屁！实际上是借助媒体保护自己，媒体也需要主题需要亮点，希望听到我这样的回答。”廖曜中说，“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为什么一头老实本份、温顺的牛会变成一头斗牛，这是被环境逼的。”

因为那一次的公开“爆料”，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反感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廖曜中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并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官场上的朋友都对我敬而远之，同样让我活得很累，是另外一种累。”廖曜中颇感冤枉。

记者曾先后拨打过六七位与他共事官员的电话，其中的大部分人均警惕地拒绝采访，除退休的老干部外，仅有一位在职官员愿意以邮件方式接受采访，他特意强调“希望匿名处理，原因你懂的”。

去年，廖曜中向组织部递交了辞职申请，并开始以律师的身份办理案件，并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站。

如今，在一些朋友眼中，廖曜中读书人的神采已经恢复大半。记者第一次见到廖曜中，他正在中国美术馆门口的报摊上翻阅着一本新闻杂志，文章的题目是：《史景迁：别样的眼光看中国历史》；第二次见面，他穿着印有小熊图案的棉鞋在屋里踱步，手举着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但在另一些时候，廖曜中仍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仕途中断流露出颇多扼腕之情。他一再提起1995年从党校毕业后，原本可以留在北京进入某中央单位工作，“到了下面，本来是想借助那个平台把自己浮上来，想不到轻敌了，被水草缠住了”。

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司法局干部在邮件中回复记者：官场的“潜规则”，结果往往导致不正常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廖选择离开盘桓20余年的官场，这无疑是他个人仕途的悲剧，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剧，这值得我们每位公职人员去深深地思考。

有人评价他，“做律师搞研究都可以，唯独做官不行”。“当干部还真是有挑战性，是一门学问。”对此，廖曜中沉默几秒钟后，抬起头说。

一个多月前的3月10日，他带着一张“公务员辞去公职申请表”最后一次走进市委大院。工作人员在“同意辞去公职”这行字上盖上红色的公章。

“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赌场，赌的规则是不定的，什么都可以用作筹码。”廖曜中这样形容自己已然终结的仕途，“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记者林衍 实习生 刘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