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破解“一闹就停”难题

靠什么破解“一闹就停”难题(评论员观察)

本网讯  不管是“政治正确”，还是“道德正确”，都应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常识上来。公众需要涵养理性，媒体需要捍卫常识，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

从PX项目屡屡下马，到垃圾焚烧厂被迫流产，再到火葬场放弃建设，近年来，多地反复上演“上马—抗议—停止”的剧情，有的地方还做出了“永不再建”的承诺。一概反对，成了群体过敏反应的本能姿态；一闹就停，成为一些地方应对抗议的自然选择。这种困局，不仅消损着政府的公信和权威，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

如果说“闹也不停”是漠视民意，自然不可取，那么“一闹就停”貌似尊重民意，却未必符合公众利益和长远利益。比如垃圾焚烧厂，如果不抓紧建设，“垃圾围城”的困局将加速到来；再比如火葬场，正如网友所言，“连火葬场都反对，那人去世了到哪儿火化呢？”

不能说，反对没有道理。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如果在小区附近建学校、托儿所、疗养院，居民都会双手欢迎；而倘若是建设垃圾场、核电、化工等项目，就很可能引发各种担心。因此，人们虽然认同这些项目的必要价值，却希望“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甚至会采取激烈的集体抗议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邻避运动”，并非只是中国独有，而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就是社会运行的复杂性所在：许多时候，个体的理性，可能形成公共的非理性；一时的利益，可能造就长久的困局。没人同意建在“自己的后院”，那建到谁的后院去好呢？每个人都寸步不让，公共利益又如何达成呢？从这个角度，不管是“政治正确”，还是“道德正确”，都应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常识上来。公众需要涵养理性，媒体需要捍卫常识，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

从近年来一些邻避设施上马的过程看，一些地方政府的程序说服能力的确有待提升。当公共利益遭遇部分群体的反对，为何一些地方手忙脚乱甚至束手无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程序不透明，决策“千里走单骑”，导致民众不知情不认可，最终丢掉了自己的解释权和公信力。事后解释，不如事前说明；替民做主，不如与民协商。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从“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走向“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焦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并建立起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邻避设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着眼公益、计之长远的正确决策，地方政府也要敢于坚持，勇于担当。要认识到，政府的意义在于维护公众权益，但权益有大有小，满足个人权利的诉求固然重要，捍卫公共利益的责任同样不容推卸，否则就会发生“公地悲剧”，侵害社会的长远福祉。

而从公众视角观之，那种“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激愤心态，有时也有失偏颇。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既要求交通便捷又希望谁都不住在喧嚣的马路边，既要求环境整洁又不希望小区里建垃圾站，既要求手机信号总满格又不允许设电信基站。每个人的利益合起来叫做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自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这就像交税、上保险一样，是一种必要的付出和妥协。这些年来，我们呵护权利的意识增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不仅没有过时，还应该得到强化，毕竟，它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吃亏”的焦虑之中，让个体的利益诉求极端化绝对化。

走出“一闹就停”的困局，公众应该看到政府建设公共项目中的良好初衷，政府也应该理解公众焦虑的现实根源。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共同涵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共同完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将公共治理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