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个“一律”下的减刑假释监督

贪官入狱了，服刑情况如何，向来是公众想了解又不得而知的内容。“暗箱操作”、“花钱买减刑”、“官民狱中差别待遇”等声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严重损害着司法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如何规范当前的减刑、假释制度，杜绝制度背后的权力寻租，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应最高法司法改革要求，广州中院宣布，从今年起其辖区内4座监狱、15个看守所服刑人员的年均约6000件减刑假释案件，将全部在审理前进行网上公示，并将保证至少对20%的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同时，厅级以上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还要到省法院报备。此次中央政法委出台的意见则在此改革方向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

1月23日，《南方周末》以《健力宝张海外逃背后的减刑权力寻租》为题，报道了当前减刑制度存在的法律漏洞。而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的最新消息，截至2014年1月，检察机关对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系列案共立案24人。其中，司法行政、监狱系统11人，看守所系统3人，法院系统1人，律师2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减刑权力寻租的链条上，哪些环节最为薄弱。如果说减刑假释工作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违法犯罪惩治力度不够、处罚偏轻，是这些年来产生司法腐败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中央政法委三个“一律”的背景下，实际上为执法司法人员树起了一条“高压线”，可以说打击司法腐败力度是空前的。

在司法公开、追究违法责任的同时，还应该强化既有监督环节。检察机关是我国在行刑阶段唯一的法定监督机关，既负责对监狱的监督，也对法院实施监督。但在实际行使过程中，检察机关既不具有减刑假释的启动权，又无权对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提出抗诉，监督权力缺乏行使的有效方式和路径。审判机关(法院)、执行机关(监狱)、监督机关(检察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应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监督制约关系。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与执行机关的提请建议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与执行机关就各自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供法院审查，以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对抗性，改变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减刑假释“隐形主导者”的现状。这便要求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细化、完善这种制约机制，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向“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的改革目标矢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