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检察官:法治应审判至上不能是“警察国家”

北仑区检察院检察长李钟

检察官每周一和周四前往公安法制科与公安人员一起办公

本网讯  预防冤案检察官“坐诊”公安

北仑检察长李钟：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应该是法庭审判至上，而不能是“警察国家”

这一天，恰逢北仑检察官“坐诊”公安，“把脉”监督“半岁”。

2013年7月15日起，北仑检察院，每周两天，派检察官到公安局上班；通过提前介入和引导公安侦查，预防冤假错案。

将检察监督的触角，向前延伸到公安“地盘”，监督关口是依法“前移”，还是难免僭越之嫌？是标新立异，还是现实所迫？这项司法改革，引发法律界争议。

理念

“第一车间”引入质监员

北青报：北仑检察院“派驻”检察官到公安上班这个想法来自何处？

李钟：浙江近年连续曝光出几起错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警察主导侦查。

比如震惊全国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案，之所以发生，就是警方第一次从现场提取的证据没能进入公诉、庭审层面；仅在警方侦查环节就被“屏蔽”了。如果检察官能提前介入，监督引导侦查机关取证，错案本可避免。

离我更近的还有北仑法院审理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嫌犯在5年前的入室盗窃现场，遗留下带血的编织袋；警方近期通过DNA比对确认了嫌犯。然而，警方当年的现场勘查，却遗漏提取该核心物证，两份勘查中的照片数量也不同。现场取证的重大瑕疵，使得庭审时，警方只能让3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这两起案件都暴露出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造成有些证据被隐匿了，有些侦查方向在一开始就出现偏差，有些证据不到位，或者现场毁掉了。囿于刑事案件现场不可复原、证据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我们尝试将监督关口前移，派员“坐诊”公安，现场“把脉”。这样可以少走弯路，预防冤假错案。

北青报：有人说现在的公、检、法角色分工中，警方是做饭的，检方是送饭的，法院是吃饭的。你怎么看？

李钟：某种角度，它很形象。在现行的“司法流水线”里，公安毛坯加工，到检察院这里，它是什么样，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加工；法院是只能在前两者之下作第三道工序。假如公安的报捕材料，不能保证绝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后面的检、法两家就很被动。

可现实往往是因为第一车间缺少监督，一开始它的饭就做坏了。当然你可以说，饭做坏了检察院可以不端、法院可以不吃呀！其实没那么简单。按规定，预计可能判有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检察机关都要批捕。而法律留给检察机关批捕与否的考量时间，又只有7天。检察院一旦批捕，就必须诉出去；否则按现行司法考核体系，将会被大量扣分。一旦出现错案，《国家赔偿法》又进行分段追究：买菜做饭的公安，只算是审查；风险都要由负责端饭的检察机关和吃饭的法院来承担。

北青报：是否可以把检察院先期介入公安解读为职能部门间的问责抗衡？

李钟：不能这么理解。从表面看，似乎是检察监督之手，该探入公安“领地”多少之争；实质涉及深层的法治理念。我国在刑案审理中，一直有个误区，就是“以侦查为中心”；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安，始终主导案件侦破的走向，其侦查活动游离于公诉和法院之外，在司法体制上不受制约。检方和法院则处于从属地位，法律监督和制约流于形式。

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应该是法庭审判至上，而不能是“警察国家”。现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走法治化国家道路。习总书记也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现在尝试的“坐诊”制度，犹如在公安生产车间引入质监员，能最大限度地弥补司法体制的不足。从这点看，它是对侦查活动法律监督的重要一环，有利于解决“现场不可复原，证据不可复制”的难题，防止冤假错案。

操作

资深检察官派驻公安

北青报：据说在以往个案中，经常会有公安提请检方介入的；但囿于“老大”观念作祟，公安排斥检察官到其“领地”指手画脚。你们是怎么得到公安的认可和配合的？

李钟：还是得从那起入室盗窃案警员出庭接受质证说起。那起案件对北仑的警员震动极大，案后，北仑警方就请我们给警员讲课，并希望这种指导常态化。我们借此就提出了派驻，双方算一拍即合。

向公安派驻检察官，其实各地检察院都在尝试；但像北仑检警联手、人大通过、定期上班的，在全国还是首例。我们派去公安“坐诊”的方双寿是位有着20余年从检经历的资深检察官；曾先后担任批捕科和公诉科副科长。最初派驻时，他想身穿检察官制服，围坐在几个穿警服的人当中，会有无形的外在压力；现在6个月过去了，他说，压力确实有，但它是源于内在的，就是怎样才能更好地研读和吃透法律。

北青报：现在这项制度的具体操作是怎样进行的？效果如何？

李钟：现在“坐诊”检察官的办公场所由北仑区公安分局提供，我们方检察官每个周一和周四前往公安法制科，与其部门的五六个民警一起办公。周一法制科的案情交流例会方检察官是必须参加的。在这个会上，他会从办案民警所谈案件的难点和疑点中发现问题；警方根据派驻检察官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案卷、资料及说明情况。

“坐诊”检察官在经过调查后，可以对案件的性质发表意见，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根据逮捕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根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比如针对容留卖淫、组织卖淫案件，卖淫的次数、老板是否知情，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和量刑幅度；如果民警在取证时询问不到位，笔录不做实，一旦对方翻供，到时候卖淫女也找不到了，往往会导致孤证。这些都是“坐诊”检察官重点要引导的。当然，我们也强调派驻检察官保持独立性，避免联合侦查；检察官所提建议和意见仅供警方参考，决定权还是在警方。

到现在为止，我们“坐诊”检察官共参与法制科讨论案件有42起，口头提出补证意见40多条，均被警方采纳。方检察官还提前介入5起涉黑、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当然意见分歧也存在，在一起警方认定为涉嫌妨碍公务罪的案件讨论中，我们认为是一起治安案件，不构成犯罪。尽管如此，警方仍报捕，检方不予批捕。后警方复议被驳回。

另外提前介入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办理，也是我们派驻公安的检察官职责之一。

推行

“三足鼎立”前景乐观

北青报：制度创新一直是北仑检察院的特色之一。有人说，检察官“坐诊”公安，只能是北仑土壤里的“试验田”，你认为它是否具有普适性？

　　李钟：我们北仑检察院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前沿：最早推出“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最早践行“附条件不起诉”尝试。这两项制度，前者被最高检推向全国；后者被写进“大修”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

同样，我坚信“坐诊”公安这项制度，迟早会被推开。因为它契合了法理支撑、国际惯例、现实需求的“三足鼎立”。

首先，有人质疑这项改革“没有法律依据”。其实，《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因此，侦查和监督是同步的。派遣“坐诊”检察官，符合“检察引导侦查”理念；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机关的监督方，二者庭审方向一致，同属大控方一体。

其次，参考国际惯例，在法国、德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实行“警检一体化”，警方在检察官的指挥下侦破案件；检察官甚至和警方共同“出现场”。现实需求就更不用说了，“坐诊”检察官针对所有案件的引导，对完善侦查证据，特别是减少冤假错案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