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何时不再成“新闻”

一名农民工讨薪难,受影响的绝不止他一人,还有他的妻小父母。所以,拖欠农民工工钱问题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劳务纠纷”,而应该把它提到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来看待。

各地着力帮农民工讨薪

2014年元旦过后,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在异乡打拼一年的农民工归家的心也越来越急。这种急,不仅在于思乡之切,更在于如何尽早拿到一年的血汗钱。

为了保障农民工最基本的权益,2013年,各地不断在农民工工资这一问题上下工夫。从2014年1月以来一些地方公布的数据看,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民工回乡脚步或许将更轻快。

1月8日,山东省济南市城乡建设委机场办公室主任卢保树做客济南政府网《政务访谈》,围绕“农民工工资清欠”问题,在线与网友互动交流。其间,卢保树透露了一组数据:2013年以来,济南共立案受理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97起,涉及农民工6218人,工资数额4063万元。截至目前已解决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70起,涉及农民工5698人,工资数额6775万元。其中,省、市信访等部门转办案件12起,涉及农民工268人,工资金额540万元；12345市民热线投诉159起,涉及民工1283人,工资数额3399万元。共受理工程款投诉120起,解决工程款数额25560万元。

据介绍,济南市为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畅通,共对48家建设单位、建筑业企业分别给予了通报批评、限制投标资格或清出济南建筑市场的处理,对21名非法劳务队伍负责人予以清出济南建筑市场的处理。

同一天,海南省向国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联合督查组报告称,2013年海南省各级人社部门为3.1万多名农民工补发工资4亿多元。立案查处欠薪案件1638件,结案1573件,结案率96%。2013年因欠薪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比2012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以上。为防拖欠农民工工资,海南尝试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按月支付制度和维权告示牌制度。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解决讨薪难,仍面临行业陈规难破除、制度实施范围有限、办案力量不足等“门槛”的阻碍。未来,仍需依靠制度完善,才能全方位预防和解决拖欠。

新华社1月13日发布的消息称,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农民工权益,2013年为近13万农民工追讨工资待遇近2亿元。

据报道,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农民工工资清欠提前部署,对有欠薪隐患的企业逐一排查,建立完善监控、上报制度；在全省范围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对拖欠行为严重的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因拖欠工资引发群体上访的企业予以处罚,有效遏制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湖北省开通了网络投诉举报平台、投诉举报电话12333,24小时受理投诉请求,并通过畅通各种投诉举报渠道,制定劳动保障违法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加强行政、司法联动,加大对欠薪逃匿的打击力度。全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129起,涉及欠薪3042.35万元,公安机关立案98起,法院审结8起。

执法不严致欠薪难根除

“从我们法律援助站接受的案例看,2013年所接农民工讨薪案件与往年持平,约占农民工维权案件的18%左右。”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建筑领域。

安徽籍务工人员许雪凤是接受过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帮助的一名农民工。2011年年底2012年年初的时候,她也曾经因为工资被拖欠而四处奔走。

2011年,许雪凤和丈夫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务工,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打工。2011年8月底,许雪凤和丈夫所在施工队承建的工程主体竣工后,工人全部退场,但总计还有50余万元工资未支付给工人,这其中就有属于许雪凤和她丈夫的14万余元。

“我们承包的工程是从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分包给某建筑公司的,这家承包项目的公司目前已经解散。”许雪凤说,2011年9月,有关部门曾经联合就这家公司解散之后工人工资问题集中进行过解决,但是结果就是让她手中多了张白条,上面写着,“欠款在主体工程竣工两个月内结清”。“但拖了好久,也没有结果”。

“我婆婆心脏肿大,孩子又在上学,我们就想着来北京多挣点钱,一方面给我婆婆治病,另一方面也给孩子将来存点钱,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许雪凤从2012年1月开始,就为拖欠工资的事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投诉,“但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出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许雪凤说,她经常看新闻,说几部门联手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但问题是,几部门联手之后也没有一个牵头的,他们都是平级的,于是将问题踢来踢去,这个部门说应该找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又说要找这个部门,结果是像我们这些讨薪的人腿都跑断了,还是一分钱都要不到。该跑的部门我们每个都跑了好几遍,每个部门都认为应该找其他部门,包括建筑公司、劳动监察、建委等。

许雪凤的遭遇并非个案,“建筑领域大部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是因工程分包、外包引发的。”时福茂说,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工程外包,但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存在,其中与执法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可以这么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所以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部门执法不严。”时福茂说,原劳动部、原建设部出台了不少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规定,然而,这些文件出台后,却鲜见有人去执行。另一方面,据时福茂了解,“恶意欠薪”入刑后,北京地区使用这一罪名作出判决的很少,其中原因,或因为证据不充分,或因老板在被查处后及时支付了工资。从整体而言,不管是“恶意欠薪”入刑,还是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其对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欠薪行为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时福茂认为,围绕执法,还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劳动监察部门执法力量不足,而且缺乏强制执行权,往往无法当场对欠薪老板作出处理。劳动者证据　意识待提升

如何根治欠薪顽疾?在为农民工补发4亿多元工资的海南省,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邵民生给出的建议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移送的联动机制已经形成,但执行中相关手续复杂,环节冗长。在劳动监察执法过程中,健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很重要。只有建立完善具体配套法规及制度,才能确保工作衔接顺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林存斌则认为,全方位预防和解决拖欠,未来要实行“三金五制”,即农民工工资准备金制度、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应急周转金制度及实名管理、连带责任、支付信用、部门联动、行政问责5项保障制度。

“解决欠薪问题,最关键的是严格执法。”时福茂说,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已经足够了,如果能将这些规定落到实处,欠薪问题将会得到很大改观。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教授孙德强认为,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很大程度上说明社会意识存在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发现拖欠国企工人工资问题,没有发现拖欠白领工资问题,为什么会拖欠农民工工资?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人瞧不起农民工,认为农民工好糊弄。所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要端正的是意识。

另外,孙德强提出,立法欠缺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现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领域法律法规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完整法律规范中最重要的制裁内容,包括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都缺乏制裁。没有制裁,就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孙德强说,即便是“欠薪入刑”,但真正依据此罪名处罚的并不多。

“要想真正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还要注重协商这一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孙德强说,完整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应包括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个部分。但从实践来看,协商部分被忽略了。现在不少企业设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但没有协商委员会。而协商制度恰恰是对劳动者最有利的一种维权方式。

“在劳动争议中,之所以要强调协商制度,在于调解、仲裁、诉讼都有对劳动者不利的一面。”孙德强说,首先来看调解,企业内部的调解委员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调解。一般而言,调解是与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进行公正的劝解、劝和。但企业内部的调解委员会多是有法人的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并非严格意义的第三方。再看仲裁和诉讼,受传统文化影响,企业负责人特别反感参加仲裁、诉讼。对劳动者而言,一旦起诉单位,以后很可能在单位待不下去。在如今就业紧张的情况下,劳动者一般不会选择仲裁或诉讼。

“可以考虑将企业内部的调解委员会改为协商委员会,发挥协商作用,这样效果更好。”孙德强建议。

孙德强认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劳动者三方共同努力。政府部门需要严格执法,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劳动者应加强证据意识。“以前,我们强调向劳动者普及维权法律知识,现在应注重培养劳动者的证据意识,要让劳动者知道,一个进门卡、一张工资条,哪怕一件工作服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维权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