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男子服刑8年改判无罪 证人称曾受警方压力

从宣判到改判，这起案件既让人们看到了司法机关一些人不规范执法、未按照“疑罪从无”理念进行裁判的现实，也让人们看到了法治不断完善、司法走向规范的希望。

明明疑点重重，为何仍判有罪？

2005年10月，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政府扶贫办职工施伟突然被警方带走，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不断。直到2006年6月，曲靖市检察院对施伟和其同事范天贵提起刑事诉讼，人们才知道他涉及了一起强奸案。

根据曲靖市检察院的指控：2005年10月1日，范天贵和施伟将甘某某挟持至山上欲强奸，因甘某某反抗，两人便将其按倒在地持刀威胁并用石头打击其头部，两人先后强奸了甘某某并致其重伤后逃离现场。2006年9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范天贵、施伟因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18年。范天贵、施伟不服上诉，2006年12月，云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然而，这起被云南省高院二审认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的案件，在施伟代理人、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邱云看来却存在明显漏洞。他发现，整个案件是以施伟事后的供述来倒推证据的：如事发当天报案理由是甘某某失踪，但警方却在找到甘某某的一个小时前就将案件立为强奸案；范天贵首先供述一人作案，直到8天后的10月9日才首次供认施伟跟自己一起作案，而在5天前的犯罪现场指认笔录中就已经指认了当时施伟在现场等，“还没找到人就知道她被强奸了？明显不符合逻辑”。此外，受害人甘某某的前四次供述只涉及范天贵一人；范天贵与施伟有矛盾众所周知，怎么可能一起强奸伤人……

但施伟最终却在口供中承认自己参与了犯罪——从他的几份申诉书中也许可以找到原因：“连续几天几夜不给吃、喝，不能睡觉”；“直到按他们的要求承认所有的东西并制成口供”。更蹊跷的是，原本有10多个证人证明施伟当天不在现场，但后来却一起改口。多年后该案再审时，有证人当庭讲述：是警察找到自己称“施伟自己都认了，你们不要再包庇他”，自己害怕了，后来才改口的。

申诉之路几多艰辛？

2011年12月，云南省检察院向云南省高院提出检察建议，以有新证据证实施伟案发时不在现场、在案证据不充分、原判可能存在错误为由，建议重新审理此案。

2012年3月，云南省高院因案件“原审证据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尚不确实、充分”为由，决定对案件进行再审。

2012年11月，云南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曲靖市中院重审。

时间表看似简单，但在施伟被抓走后的八年里，他和家属、律师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

从被警察带走开始，施伟就努力为自己申冤。他在申诉书中写道：我把被冤枉等情况写在纸上，希望找机会带出来让家人救自己，但求救信被看守人员发现后，连求救信也成了我串供的“证据”。但施伟从未放弃，服刑期间一直不断地进行申诉。

施伟的二姐施俊反复奔走于昆明和会泽，次数多得连自己都记不清；她曾屡次去找一名证人，希望她说出实情，对方却一直避而不见。为了救弟弟，她甚至成了孑然一身——因为大量的钱和精力都用在了弟弟的案子上，丈夫跟她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对方。为给弟弟申冤，施伟的姐姐还多次被骗。

责任人该不该受到追究？

2013年12月24日，曲靖市中院在会泽县判决：指控施伟参与伤害、强奸及指控范天贵强奸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锁链、存在不能合理排除的矛盾和疑点，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范天贵有期徒刑6年，宣告施伟无罪，同时判令范天贵赔偿受害人甘某某经济损失4.5万元。

面对这一结果，施伟的姐姐们很高兴。二姐施俊激动地说：“我的辛苦没有白费！世上还是有公理的！”下一步，她们将考虑申请国家赔偿。

作为代理人，邱云的体会则比一般人更深：“案子终于改判了，这说明司法还是公正的！”邱云分析，这起案件涉及执法不规范。在施伟被定罪的那个年代，虽然也禁止刑讯逼供，但不像现在这样有严格的监督措施，比如监控录像、审问不准带离看守所等制度。“如果是现在，这个案子不会发生，这说明我们的司法制度正日臻完善，只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他认为，这起案件的错误给当事人、家属、社会公理、法律公信力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后果是严重的。但案件的改判也体现了国家法治的进步。这起案件中，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接到申诉后就主动地调查、努力纠错，“是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补充取证工作、反复去监狱做范天贵的工作，他才最终说了实话，使案件有了突破口，从而推动了再审。”

对于这起案件，司法机关也查找了执法存在的漏洞。曲靖市公安局、法院有关人士都表示将进行认真反思，绝不护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是否受到追究，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