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难解决治理能力待提高

在20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华社做了统计，像河南义昌大桥垮塌事故、广州“镉大米”事件、王林非法行医事件等一些热点事件，至今仍然没有处理结果，有的上半年就被媒体追问过，却又烂了半年，并有继续成为“悬案”可能。令人吃惊之余，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能正视并迅速解决已经暴露的具体问题，说明我们对不良现象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容忍底线还有待提高。总体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对已经暴露的问题如能迅速应对解决，公众对国家治理能力就更有信心。其实，持宽容态度的，不是公众，也不是媒体，更不是某些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有责任应对和处理具体事件的公共部门。这种较高的容忍度，值得警惕，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的不作为，结果就是对违法犯罪和其他邪恶现象的纵容。

虽然媒体和舆论持续关注和批评，但一些管理和执法部门却能抗得住压力，因为拖个一年半载也没人被问责，这意味着舆论批评已经无法激活体制内的压力机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自我净化能力的社会，这种能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如果一个公共部门对舆论的批评失去了最起码的敏感性，那就意味着公民和社会监督失去了推进社会改良的弹性空间，最终将使公共权力部门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对公众的评价不以为然，像河南义昌大桥垮塌事故，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十个月仍未见处理结果，这不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吗？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一个预期稳定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公共权力有效率的社会，尤其是执法和司法部门，如果出现能力的衰退，将使公众失去基本的安全感。最典型的就是陕西富平妇产科医生拐卖婴儿案，事发后，除了富平县卫生局局长、分管副局长、妇幼保健院院长等5名相关责任人被免职，公安机关立案5起后没有发布过任何消息，全省范围内的调查也没有结果。

像张艺谋超生，地方计生部门迟到半年才在舆论推动下勉强回应，至今没有处理结果。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出了很高的政治伦理标准，给了我们新的期待。但任何期待，都不可能超越具体问题，只有一件一件解决好眼前的问题，我们的期待才不会成为虚妄的臆想。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妨从解决令公众焦虑的具体个案，尤其是“断尾新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