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矛盾化解在基层 惠及百姓赢民心

    民调进所将怨气化为笑声

    在派出所设立联合调解室，协调司法行政机关选聘人民调解员，针对治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员与派出所专职调解民警合署办公，这就是在北京普遍推行的民调进所机制。

    长期以来，派出所成为矛盾纠纷的“汇集地”。派出所调处了大量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民间纠纷，这极大占用了警力资源。“如果人民调解进入派出所，就能从源头上及时化解或分流这些矛盾，不但可以解决基层派出所纠纷承载量过大的问题，还能为群众提供方便。”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负责人介绍说。2003年11月27日，北京市首家矛盾纠纷联合化解室在西城分局丰盛派出所挂牌试点。公安、司法、街道联手的民事纠纷与行政调解联动机制由此形成并在全市推广。

    民调进所在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让民警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办理重大案件。2013年以来，北京市派出所联合调解室共发现、受理矛盾纠纷35464件，成功化解35080件，化解成功率达98.9%。

    民警驻区让服务更加贴心

    “常开门、常亮灯、常有人。”这是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社区居民崔希通对社区警务室的直观感受。这个社区的片警马彦洪从2006年开始就在这里工作。随着2011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推行社区民警驻区制，他也驻进了社区。“现在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社区，老百姓随叫随到。”马彦洪说。

    社区民警驻区，就是社区民警住在自己所管辖的社区，全天候进行社区管理服务、社会矛盾化解等。由“社区归我管”到“社区是我家”，包括马彦洪在内的全市3200余名驻区民警走进了居民心里，做起了群众贴心人。

    门头沟分局月季园派出所的社区民警王玉松在走访中发现居民王某情绪不稳定。原来，王某在1995年因工伤致残，2009年年底他向单位申请了困难补助，并请求单位报销医药费，但一直没有落实。绝望的王某一直嚷嚷着要到市里“伸冤”。获悉情况的王玉松一边安抚王某，一边多次向其单位争取。几天之后，王某给王玉松打来电话，激动地说：“困难补助解决了，单位给了2万元药费，每月工资涨了300块钱。”从此之后，王某主动参加治安巡逻，逢人就讲：“王警官真是个好人啊！”

    社区民警驻区制实行以来，民警由“下社区”转变为“驻社区”、由“定时服务”转变为“随时服务”。2013年以来，北京全市驻区民警共走访群众136.4万余人次，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2万余件，提供便民服务2.56万余次。截至10月底，驻区民警共化解矛盾纠纷6.16万余次，其中在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解决纠纷18703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万余件。

    村庄社区化让流动人口有家的感觉

    今年年初，媒体报道了“北京首个社区化村庄连续三年零刑案”的消息，引起了读者极大关注。（本报2013年3月9日曾作报道）

    北京市大兴区大生庄村地处城乡接合部，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达到1比10，村民一度深受偷盗、斗殴等问题的困扰，缺乏安全感。

    2006年，大生庄村成为北京第一个实行社区化管理的自然村。到2010年，大生庄村成立村级综治中心，其中包括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站、出租房屋服务与管理站以及纠纷调解室的“三站一室”，由社区民警与村委会干部共同开展村内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参照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大生庄村的村内人员、车辆均需持证出入，外部人员、车辆进出则要登记，巡防队24小时巡逻。居住区被划分成10片，每片20多户，每个片区有一名责任人，负责对所管片区的租户进行登记管理。居住区还安装了16个摄像头，整个村子没有监控死角。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工作人员王泽林说，外来人口到村里租房，必须要到流动人口管理站登记、办理暂住证，片区负责人每周都要入户排查三次，每户的房屋格局，有多少租户，租户住哪间屋子，都有平面制图。对于常住外来户则通过趋同化管理，让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样的服务。

    在大生庄，“流动人口遇到婚丧嫁娶，都由村里统一安排车辆、人员进行帮助，而本地人也会主动‘随份子’。”说到这一点，大生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武江很自豪。

    大生庄村的社区化管理是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随着经济发展，村庄社区化已逐步在北京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推开。在全市实行社区化管理的1753个村庄中，2013年刑事发案同比下降32%，群众安全感显著提升。